在石爱国（化名）家等了半个小时，他才回来。他说，刚才搓麻将去了。和记者握了握手，他就坐在一边抽烟，一时双方都默不作声。突然，他把烟掐了，甩在地上，“活得真窝囊啊！都40岁的人了，还得靠爹妈养活！”

　　挣扎过很多回

　　石爱国没想到，自己会落到今天这地步。当初，他以为可以和父亲一样在矿上干到退休，但现在，煤没了，矿关了，人散了。2001年3月，阜新市的东梁矿、平安矿、新丘矿和新丘露天矿一起宣告破产，石爱国和其他矿工一样拿到不足万元的安置费后，下岗了。“开始，怎么着也接受不了。天天在家睡觉，睡不着就在床上躺着。但是光躺着也不是个事儿，总还没到等死的份儿上，于是，就起来琢磨找事儿干。”

　　2001年5月，阜新市九届党代会召开，新班子上台，阜新也开始了转型的尝试———发展现代农业和农产品精深加工业。政府规划租用周边12个乡镇农民的8000公顷土地，建设50个农业园区以及200个以养殖为主的专业小区。于是，阜新一个小小村庄的名字跟着媒体的关注名扬天下：碱巴拉荒。

　　石爱国就是在碱巴拉荒农业园区开始当起了“农民”。

　　当时，下岗职工进入农业园区有三种模式：一是村里出资包建棚舍，由下岗职工租赁；二是由民营大户出资，为下岗职工提供就业岗位；三是由下岗职工自己出资，自建自营。

　　石爱国选择了第一种。“心里当时很不是滋味，人家农转非，咱们非转农。”但是，农民也不是人人都能当好的，地里刨食也不像上面宣传的和自己盘算的那么容易。他先种蘑菇后养花，一来二去，就把安置费都赔进去了。“谁也不怪，政府和自己的初衷都是往好里奔。”他说。

　　断了当农民的念头，他又发现，隔壁卖报纸也能赚钱。和妻子一商量，就卖报纸了。可是，隔壁已经卖好几年了，熟客很多。他们夫妻两个从早晨7点忙活到下午6点也挣不了几块钱。又赶上市里美化街道，街口不让卖报了。如果换地方卖报，感觉得不偿失。于是，干了不到两个月，他又不干了。

　　后来，他又去蹬过三轮车。“你看市里到处都是人力三轮车，只要你有劲，眼睛活，每天还是可以挣十几块钱的。几个原来矿里的兄弟都在干这个。”但是，他不行，膝盖受过伤，蹬一天下来就受不了。

　　现在，按照他的说法，在当地，轻松一点的活儿找不到，繁重的活干不了，重新学技术也很困难———没钱，年龄也大了。

　　记者问他：“如果沈阳或者南方有工作机会，会不会去？”“当然会考虑，但多半是不会去的。首先，怕被骗。我小舅子他们就被骗过。媒体上、劳动力市场上有很多外地招工的信息，苏州的，深圳的，去之前说得很好，工资多少包吃包住加班还有钱，让你心动，但是你去了，就全不是那回事儿了。再说，这个年龄上有老下有小，拖拖拉拉也出不去。”

　　在父母家蹭饭

　　“吃老的”有两层意思：一是吃过去的积蓄，二是到父母家蹭饭。

　　石爱国说，“家里没有进项，就开始在父母身上打主意。父母前几年就退休了，每人退休金养老金五百左右”。记者了解到，他说得不算确切。他的妻子为当地一家企业养鸡宰鸡，只是工作没保证，有活就去，没活就回家待着。还有低保，100元，够买一袋半米。

　　但是，还有很多没辙的时候，一家人就去“老爷子”那儿吃，吃完就走。“开始心里也过意不去，抬不起头，常常怨恨自己，怎么就这么没用？但是，这样做，我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惟一的。后来也就无所谓了。老爷子不让吃，还要和老两口生气。不过说实在的，父母从来也没有真心撵过我。”

　　记者问：“现在还觉得抬不起头么？”他回答：“现在已经不想抬头这事儿了。”

　　什么都不做做什么呢？“现在小区里麻将桌很多，很多人都天天到场。输赢不大，一块两块的。”

　　以后怎么办？很明显，老人也不会养儿女一辈子，而且越往后，他们自己用钱的时候也越多。“没想过。过一天看一天，大伙不都这样吗。怎么也不会挨饿吧，等明年春上再想办法挣钱。”他眼睛盯着窗户。（记者董伟）

　　采访札记

　　在阜新的三天时间里，与下岗矿工的交谈中，记者感受到了经济转型所带来的物质后果，也感受到这种转型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压力。原来，他们打算以一个矿工的身份骄傲地过一辈子。可这念头，现在只能随着煤矿的枯竭付之东流。而他们所面对的，却又是一个逐渐以财富多寡判断人的价值的社会。这严重挫伤了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但是，这并不说明像阜新下岗矿工一样面临沉重心理压力的中国失业人员不会有任何的社会显示，只是这种心理显示方式也会有中国的特色。喜欢历史的人都会记得，当年成千上万知识青年回到城市以后，也曾经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不过，那时候不叫下岗叫待业。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人们逐渐重新熟悉了一个新名词：个体户。后来，个体户做大了就换了一个更阔气的名字：民营企业。正如石爱国所说，中国的老百姓相信“天无绝人之路”，而且也有足够的智慧证明他们所相信的。（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