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中华

　　《周易》“经”“传”之间乃成一解释学关系。围绕《易经》和《易传》文本而形成的考据、诠释和阐发，构成“易学”系统。其中包括不同的诠释传统，如象数派与义理派之分野。在中西文化的相遇和对话中，易学本身得到了双向解释的历史机会和可能性。这种机会一方面使中西文化会通成为易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层面，另一方面也使易学成为中西文化会通的重要内容之一。所谓会通，顾名思义，乃是指两种异质文化的相遇和融合。差异造成两极之间的张力。这正是“会通”所以可能的前提。文化的会通至少应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实际的接触，并藉此达到相互诠释和相互发明，在互参互渗中融合成一种新型的文化意识；二是作为不同的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两种文化在交往中形成互补整合的关系，以优化人的存在方式；三是通过文化之间的比较和反省，达到最高境界上的内在一致性。这种由“实会”到“虚会”的过渡，构成了两种文化彼此之间相会通的一般顺序。

　　作为中国文化的“全息元”，《周易》浓宿并积淀着中华民族对真、善、美的追求及其特有的方式。《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而“《易》以道阴阳”（《庄子·天下》）。阴阳互补所构成的太极图式，作为中国文化原型，成为我们实现真善美追求的最高范式。而它所采取的表征方式则是象征性的。《周易》的象式思维不同于西方的抽象思维，它是象征性的思维。言、意、象之关系蕴含着象征意义上的符号结构。所谓“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像”即相像或相似。《易传》所说的“观物取象”，“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昭示了象征方式的发生学基础。《易传》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作为“形而上者”，“道”必贯通于“天文”和“人文”，因为它构成自然律和道德律的内在理由和基础。此两者分别隐含着对自然律和道德律的探求。因为“观乎天文”和“观乎人文”两种审视方式所试图把握的，已经内在地隐含着自然律和道德律之分野了。只是这二者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缺乏必要的张力，最后仍然被道德视野所涵摄，自然律及其把握因此未能得以独立发挥。但尽管如此，从科学的维度阐释《周易》，仍有其内在的可能性。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一个在中西文化交往史上的里程碑式的事件，即17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茨对《周易》思想的了解和（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