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劳拉

　　今天是巴金的百岁华诞。文艺界一片祝贺之声。作为现代文学史上“鲁郭茅巴老曹”中硕果仅存的一位，仅此一点，巴金的百岁寿辰就值得足够的热闹。但这绝不是我们需要巴金的惟一理由。

　　用“风烛残年”来形容2003年冬季的巴金，甚至是早几年的巴金，一点也不为过。早在1999年，96岁的巴金重入华东医院时，他就多次表达过实施安乐死的愿望。他曾说，“从今天起，我为你们活着。”“有你在，灯亮着”，这是巴金对冰心的赠言，现在被用来描述我们对巴金的祝福。巴金之于我们，有着特殊意义：与其说我们需要一位在40岁已经完成文学意义上的巅峰的老人，不如说，我们更需要那种独立思考、自由言论的知识分子精神。这种精神，对于任何一个年代，都不会“过时”，且弥足珍贵。

　　巴金的知识分子姿态，为后人提及最多的是他上世纪80年代花费8年时间写成的《随想录》。这是一个人直面心灵的言说，“讲真话……”，“我回头看背后的路，还能分辨这些年我是怎样走过来的。我踏在脚下的是那么多的谎言，用鲜花装饰的谎言。”“有些人自己不习惯‘独立思考’，也不习惯别人‘独立思考’，他们把自己装在套子里。”这些对于过去年代的个人阐述，对后来人来说，并未见得能理解其忏悔中的沉重。现在回头看这部“絮絮叨叨”的作品，其暗示、曲折、迂回、欲言又止的言说风格，只能让我们体会到即使身处上世纪80年代，真实地表达也是困难的。但这种困难并没有阻止他义无返顾发表从维熙劳改题材的《大墙下的红玉兰》。

　　考察知识分子在一个年代里的表达，某种程度上可以勾勒出民族精神的走向。无论是丧失自己的独立人格去迎合权势，还是在事后“像唱歌一样到处做廉价的忏悔”，都是一个民族精神的悲哀。这两种类型的姿态历史上并不缺乏，而且在特定时期都可以给自己找到足够的理由。巴金在《随想录》里对“文革”的反思，即便是其对“文革博物馆”的倡议还是对胡风和叶非英冤案的抗议，也绝不是同时代作家中最猛烈最决绝的。但巴金的言说让人看到他在自我肉搏后的真诚，真诚地对待历史和自己。而对于那种前后反差明显的态度，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怀疑其忏悔的真诚，其人格是否独立。

　　“讲真话”。“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我从未说，也不想说我的‘真话’就是‘真理’”。这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姿态。这就是我们仍然需要巴金的理由。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神一直没有形成一个传统，在当代社会里演化成要么成为某个利益集团的理论工具，要么去做些关乎风月、关于形式和美的研究。进入新世纪，社会转型出现的利益分化现象，对于具有一定话语权的知识分子来说，是否对现实发言、如何发言，怎样使自己的知识转化为时代进行中的点滴力量，绝对是一种立场的选择。以对民族和国家的深沉之爱选择良知独立发言，并让这种精神成为一种传统，是百岁巴金对我们的启示。(相关报道见本报今日《百年巴金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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