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海波

　　1997年3月，安徽省阜阳市居民徐树德的昌河面包车被盗。一年后，他发现自己的车已被阜阳市颖东区插花镇派出所的干警转手卖掉。徐树德告了5年，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议而不决。无奈之余，徐树德想到了人大。2003年6月19日，阜阳市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决定：成立徐树德申诉案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113天后，阜阳历史上第一个人大特委会完成使命。

　　然而，阜阳百姓对徐树德案的调查结论大多不知情。特委会一名主要成员说，“在徐树德案水落石出后，发动群众对政府作风进行大讨论的计划被取消了。”同时，已准备好的发往各大媒体的新闻稿也在有关领导的暗示之下，被“低调处理”。知情者透露，有领导指出，“大肆报道该案，是否会给本已形象不佳的阜阳脸上抹黑？”(据《南方周末》11月13日)

　　上访问题被解决之后，新闻媒体报道一下，怎么就给阜阳的脸上抹黑了呢？

　　徐树德案件从“高调处理”到“低调收场”，折射出的是老百姓的上访多么艰难又前途不卜。“高调处理”，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够做到。比如某县级市，当地的主要领导每隔半个月就要轮流去北京“值班”一次，专门负责往回“接”上访人员。在根本不知道谁有可能进京上访的前提下，怕上访的领导者先到北京等候了，显然是无与伦比的“高调处理”。而上访人员一旦回到家，有的问题依旧得不到切实解决，尤其是不以此为鉴，把所有的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陷入了“上访就接回，接回再上访”的怪圈儿。公道地说，这样的“低调收场”，就连稍稍的恭维都是不好说出口的。在阜阳，那是在反腐败取得了辉煌战绩的前提下，市人大常委会才成立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特委会。反之，在反腐败方面风平浪静的地方，恐怕对特委会连想还没想过呢！

　　把老百姓的越级上访当回事，好多官员纯粹是怕上级领导怪罪下来。又把老百姓的上访不当一回事，是因为心中早已经瞧不起了他们。在这方面，辽宁省省长薄熙来对信访接待人员讲的一句话颇有警示意义，“在信访案件中，90%以上的群众要求是合理的，我们有责任代表党委、政府认认真真地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特别是要下决心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彻底消除和解决历史遗留的矛盾和问题。”(参见《辽宁日报》11月8日)薄熙来，是以一省之长的身份说出“90%”那个数字的，倘若换了普通人，是不是又得“吃不了兜着走”了呢？当前，尤其值得警惕的一个问题是，好多地方不惜财力、人力和物力“接回”上访人员，却无真心实意帮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只能促成矛盾的增多、复杂和激化。至于那些怕解决上访问题也影响了形象的官员们，除了将其纳入反腐败的视线，还能奢望其做什么呢？

　　说解决上访问题会影响了形象，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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