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封从上清寺邮局寄出的平信，向记者讲述了一位民工的性经历。信中，他天真地交给记者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管一管那种地方”。

　　这是一封文字并不通顺的信，记者作大致修改后如下：

　　“我前年到重庆打工，到一个棒棒鸡市场找了一个女人，不料染上了病。从此，我回家后不敢和堂客睡觉。最近才知道她和三社的一个男的好上了。我6岁的女儿没人管。

　　我们农村人出来找工作，很难回家。我30岁的人，平时想堂客，我们一起的人就说晚上可以在棒棒鸡市场耍。他们去了十多次，都没有遭传染起病，没想到我运气不好。我借钱看病，用了500多元还没治好。

　　我堂客提出来要跟我分开。我不恨她，我恨我做了不光彩的事。但是我想，那种地方为什么没有人管？”

　　11月3日一个后悔的民工

　　谈性，民工很无奈

　　15日上午，袁家岗某工地，几位民工放下手里的活，坐在路边抽烟。对于记者关于“性生活”的话题，他们都没有回避。

　　50多岁的老王说，他长期在外打工，回家一次的路费得好几十元，通常是两三个月回去一趟。尽管他有妻子，但因为太劳累，现在已经没有了“那种要求”。

　　今年34岁的张某则表示“没有精力做那种事”。他说，天天为饭碗发愁，完全顾不上性生活。虽然偶尔也想女人，但平时根本没机会去做。他说“从早干到晚，有时做到凌晨，中间就是吃饭的时候休息一下，连睡觉的时间都不够。”口气中有一丝无奈。

　　正聊得起劲，一个工头模样的人走过来，呵斥了一声。大家像老鼠一样散开，各自干活去了。

　　接下来，记者连续走访两个工地的管理人员。一提起民工的性生活问题，都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态。一位管理人员对记者说：“民工嘛，干活路才是正事。”但他承认，民工的工余生活很单调，基本上没有娱乐条件。收工后，疲倦的人睡觉，精力旺盛的人就打牌，有些则找乱七八糟的地方看录象。

　　管理呼唤人性化

　　去年，前往成都打工的开县民工谭某，在蜀都大道爬到工地脚手架上争看内衣秀表演，结果摔残了腿，从此无法出门打工。

　　在重庆，民工争睹街头内衣表演同样是常见的“景观”。

　　一位医学界人士分析，长期得不到正常性生活，不仅会导致社会治安问题，还很容易造成生理疾病。他呼吁，从社会稳定和国民健康的角度看，民工性压抑的问题不可小看。重庆主城区至少有数十万民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民工数量还会快速增长。如何让进城民工在一种更加人性化的管理方式中生存，是一个急需认真研究并切实解决的问题。本报记者屈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