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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恐怕没有什么行当是零风险、零伤亡的，记者当然也不例外。11月8日是记者节，这天《北京青年报》发表长篇调查报道，这个题目为《干记者原来挺危险》的精确新闻说，在京沪穗三地展开的统计结果显示，58.4％的被访者认为记者行业属于高危职业；65.5％认为保险公司有必要推出“记者险”。
干记者原来挺危险，首先就是人身安全问题。美国保护记者委员会曾统计，2001年全球共有37名记者因工作丧生，其中有8人在采访阿富汗战争中丧生；2002年全球共有19名记者因工作而丧生，因为这一年全球冲突减少。2003年的数字还没有出来，但数字不会小，在美伊战争中，就有十多名记者丧生；11月2日《法制日报》报道说，俄罗斯伏尔加河畔的托利亚基是个“记者死亡城”，自2000年以来，这个城市有13名敢仗义执言的记者或办报人惨遭暗杀，其中《托利亚基评论》两名主编相继遭暗杀。除了致命的死，还有伤。11月3日在衡阳特大火灾事故现场，有4名新闻记者为采访在大火中受伤，其中一人伤势非常严重，极有可能会下身瘫痪。
记者为了不辱使命，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有些记者却有另一种危险，另一种“死法”，“死”得很难看。今年9月，新华社发布的一则消息让人瞪大了眼睛：11名新闻记者在采访山西繁峙矿难过程中，收受当地有关负责人及非法矿主贿送的现金、金元宝！其中有4名记者是新华社驻山西分社的。
记者身后有媒体，媒体曝光是一种公有权力。但有些记者把公权化为私权，以曝光相要挟，向采访对象索要钱款。这种事情，真正揭露出来的恐怕只是冰山一角。一些记者对新闻界以权谋私的现象早已见怪不怪，当自己成为行贿的对象，便即“笑纳”；当自己抓住曝光的机会，立马“伸手”。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青年报》的调查报告说，59.2％的被访者认为，现阶段的记者对自己的职业使命“完成得一般”；84.2％认为现阶段记者亟待提高的是“职业道德”。我国目前还没有《新闻法》或《记者法》，记者的自律、记者的职业道德铸建在“无法”的情况下“无奈”地凸显了出来。比如部分记者拿红包现象，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可以跟部分医生的红包一比：记者拿到的红包里头的数量不见得比医生的大，但涉及面同样较广。记者的红包不是很受人关注、没有引起更多的“民愤”，是因为它不像医生的红包那样属于“趁火打劫”。但是，少数记者缺失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对记者本身而言，追究构成这种现实的制度环境是什么，并没有多大的现实意义。就拿上面提到的那11名受贿的新闻记者来说，“金元宝”遮住了“新闻眼”，矿主用钱堵了记者的“嘴”，性质严重的特大事故于是被弄成了“2死4伤”的小事情。发矿难财的受贿记者被严肃查处了，如此“死”法，“死”得的确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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