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达

　　庄子曾提出一道道德难题：“不仁害人，为仁害己。”这个难题，从理论上说是针对儒家的。因儒家学说的核心是个“仁”字。可它又是一个现实问题，是我们在实际生活中经常碰到的矛盾。正确处理这两者的矛盾，对我们破除中国传统道德过分强调慎独，强调个体行为的道德性，而不重视社会公德的局限有着积极意义。因为在一个社会公德很差的大环境中，单纯个体的道德行为往往会陷入庄子讲的“为仁害己”的困境。

　　庄子的说法是把仁与不仁的矛盾推向极端。其实，社会并不是由两个人构成的：仁者和不仁者。社会是由全体社会成员组成的。其中，当然有不仁者，包括社会中的不法分子；也有仁者即见义勇为者，但都是少数。最大多数是处于既非不仁也不是都能见义勇为的普通人。学雷锋的重要意义并不是单纯为一些人提供服务，更重要的是树立一种高尚的道德风尚。被服务者从学雷锋中学到的，是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而不是专门捡便宜的小市民习气。在社会生活中，都不愿当仁者，以免害己，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有害的。

　　为仁害己的现象，在社会中的确存在。这就是见义勇为者自身受到的人身伤害。因而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介入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在社会生活中，吃亏的往往是仁者，而占便宜的往往是不仁者。有人说学雷锋是不道德的，因为这一运动培养了一批专门占便宜的懒汉。有的人当雷锋，有的成为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被服务者。又有人说社会就像两个人分苹果，一大一小，自私者甲先拿了一个大的，另一个人乙说，你为什么拿大的？甲反问，如果是你先拿你拿大的还是小的？乙答，我拿小的。甲说，我这样做正好符合你的道德良心。如果乙答道，我拿大的，甲则说，我已经做的正是你想要做而来不及做的。总而言之，谁按道德办事谁吃亏。我们主张通过法律来处罚不仁者，即对社会造成伤害的人，援助见义勇为的人。法律要求公平和正义，道德要求宽容和牺牲。这是道德和法律不同之处。因而道德和法律要相互配合。我国关于对见义勇为而遭到伤害的人的法律保护，就是以法律来维护道德的一种措施，也是对道德的一种法律支援。而且我们区分具体情况，对少年并不一般地提倡见义勇为，因为他们是未成年人，在生活经验和体力方面都是弱者，他们应该是保护对象而不是保护者。见义勇为应该是成年人的事，特别是负有维护社会治安责任的人的神圣职责。

　　我们要避免不仁害人，为仁害己，要借助法律的力量。对不仁者的处罚，对仁者的法律保护，是完全必要的。但我们又不能仅仅指望依靠法律来推行道德，来维护道德。如果这样，那就无异于宣布道德的破产。道德的力量应该主要在道德自身。这种力量，一是自律的力量，它依靠的是由于教养而形成的个人良心的作用；二是要重视公民的道德建设。不能把道德仅限于私德，限于个人的道德行为，而要同时强调社会公德，使仁者的行为不是孤立的个人行为而能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能得到大多数或绝大多数的认同。当有人落水时不是围观，而是群起而救之；当与坏人斗争时，群起而攻之，正气压倒邪气；三是要强调社会舆论的力量，要充分体现社会舆论对正义和道德行为的支持。这三个方面的结合，将大大减少所谓“为仁害己”的现象。

　　为仁害己现象的存在，不能成为不为仁的理由。前面说过，任何社会都不是简单二分：仁和不仁。我们鼓励和表扬见义勇为，就是因为它们能提高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使处于仁与不仁之间的人能从中受到教育。道德行为不是市场经济中的交换行为，它不是等价的。一个仁者的行为给自身带来的损失可能是无可弥补的。可这不能成为提倡各人自扫门前雪的根据。道德中本来就包含某种理想、某种牺牲，因而单纯从个人角度考虑，可能从“为仁害己”的现象中产生道德害已论。可是，如果从社会角度看，每个人的道德行为归根结底可以得到社会的回报。因为一个道德风尚良好的社会对个人的生存是有利的。我们不能把社会的人分为固定的仁者和不仁者，仁者总是受不仁者的欺骗和愚弄。事实上，道德教育的目的是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平。因而一些所谓不仁者会在仁者的感召和榜样的作用下变为仁者，至于对处于两者之间的大多数更是表率。一个社会的总体道德水平就是这样逐步提高的。如果把“为仁害己”作为拒绝道德教育，作为不要提倡见义勇为的理由，甚至作为道德有害论的佐证，那么这个社会肯定会由于道德的衰败而走向没落。

　　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往往是文明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想道德建设，印发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并规定每年9月20日为道德宣传日。公民的道德建设，突破了把道德限于个人的慎独、修身、涵养、孝亲等私人生活范围，而变为一种制约社会公共生活、社会交往的道德规范，是全体公民的社会道德。这是私德和公德相结合，个人道德和社会道德相结合的道德建设工程。这是提高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解决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不仁害人，为仁害己”道德困境的有效途径。稿件来源：光明日报（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