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小君

　　设立和实施行政许可，是为了强化行政管理，从准入的“门槛”开始就进行规范化的管理，理由很是充足。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这道“门槛”开始收费了。“看门人”发现了收费的巨大利益，欣喜若狂，乐此不疲，变本加厉；在此示范效应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机关、部门(甚至包括行政机关以外的法院等机构)开始“设门槛”、收费，而且数量越收越多，范围越收越广，越收越“五花八门”，使行政许可的收费成为了灾难性的普遍事实。这就是异化，强化行政管理的许可被异化成为了为了收费、为了部门利益和好处的许可。于是乎，目的与手段的关系被颠倒，收费成了目的，利益成了驱动，许可成了手段！

　　要治理这种冠冕堂皇的收费，把被颠倒的关系再颠倒过来，就必须从行政许可的设定和行政许可收费的设定这个源头上入手。所以，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除全国人大的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明确规定可以收费的行政许可外，其他地方性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均不得设定行政许可收费；法律对于设定行政许可收费的限制，比对于设定行政许可本身还要严格。如此严格的限制性规定，显然是为了一个更大的利益目的——纯洁行政权力。从法治原则和公权力的性质上讲，行政管理、行政执法是服务于社会和公共利益的，行政机关行使权力除了为民、为公以外，再没有其他任何目的和自己的利益。而行政许可收费的现实告诉我们，经济利益正在腐蚀着公共权力，各级行政机关在大肆收取费用的同时，在把大把大把的钞票收进支出的同时，也在孳生着腐败、堕落和惟利是图。这是十分危险的，也是对公权力的践踏。

　　纯洁行政许可，是需要财政制度配套的。随着法制建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法制建设与财政体制和制度的密切关系。行政许可不收费，并不等于说实施行政许可和监督检查行政许可不需要经费，行政许可机关不卖申请书也不等于制作申请书就不需要成本。只是，这些所需要的经费和成本，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不能再由许可申请人支付了，而应当由各级政府财政“买单”。所以，各级政府需要清理的不仅仅是许可制度本身，还包括相应的财政制度。

　　不可回避的是，贯彻执行《行政许可法》，各级财政或多或少会减少一些收入，行政许可收费被废止得越多，减少的财政收入也会越明显。的确，减少行政许可收费，表面上看是减少了部分财政收入，但是，如果从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则是减少了经济发展的成本支出，减轻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经济负担，对于搞活经济、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无疑是有好处的。美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的放松经济管制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最终带来的是每年358亿至462亿美元之间的收益。今天少收一分钱，是为了明天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是为了尊重老百姓的受法律保护的财产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