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进／文徐简／图 近日，温州市鹿城区公安分局查获了一个聋哑人盗窃团伙，除了没有注册，该团伙完全按照公司管理模式运行。32名成员中设有“负责人”一名，“财务总监”一名，“中层干部”即小组长五名。团伙内部实行工资制度，一般员工每个月基本工资300元，组长800元，还有月奖和年终奖，一般都要每天“上班”，俨然是一个“小偷公司”。（10月21日《青年时报》）
笔者注意到，在这篇报道中，作者自始至终没作出一句点评，故不揣浅陋，在此作三点“解剖”：
其一，“小偷公司”的出现给市民的财产安全带来了更大的威胁。以前人们只着眼于对单个小偷的防范，现在则要对付群体偷盗，“任务”更重了，难度也更大了。怎样才能有效地对付群体偷盗行为，办法要靠大家想，但有一点则必须做到：以群体对付群体，切不可对抓小偷行为作壁上观。
其二，“小偷公司”的出现加剧了对小偷的改造难度。当小偷尚是“单兵作战”时，强大的舆论威慑力尚能让他们保持部分廉耻心，如一旦进入“公司”“工作”，以为行窃是一种正当职业，多窃多得，“公司”在鼓励他们的“工作积极性”的同时，事实上也在淡化他们的廉耻心。如此一来，善行对小偷们的感化力量会大大减弱，法制教育对被抓小偷起到的效果也会非常有限。
其三，聋哑人组成的“小偷公司”的出现表明了社会救助机制的不够完善。既然有聋哑人组成的“小偷公司”，难道就没有肢残人或别的残疾人组成的“小偷公司”？聋哑人沦为小偷，有他们自身的原因，但也需要我们为其提供必要的救助措施。不知笔者的“解剖”有理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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