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以宾

　　有媒体报道：九江市“农民贷款官员担保”的富农新政策实施一年多来，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果，引起有关决策部门和理论界的关注。去年初，九江市委书记刘积福身先士卒，以自己的工资为该市一名养牛专业户贷款3万元提供了担保，全市大小官员下田头、进农家，纷纷选定合适的农户作为帮扶对象，选择市场前景好、科技含量高的经营项目，用自己的工资作担保，为农户落实贷款。

　　据说，该活动有可能在全省范围推广。

　　笔者毫不怀疑“富农新政”已经和即将取得的显著效果，且对九江市委和各级官员的良苦用心甚表敬佩。但正因如此，笔者才联想以往各种“富农政策”的经验教训，又往下想了一层。结论是，如大面积推广这一“新政”，尚需在市场理性和政府理性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其“负面”效果，并尽量予以预防和完善。以下几点，仅供决策部门、理论界参考。

　　担保是一种经济行为，专业的担保公司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行为。故此，《担保法》规定，国家机关以及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都不得充当保证人。诚然，当政府官员以自然人身份出现时，并非完全不能从事担保活动，但当这种活动的背景是市委号召甚至市委决定时，它实质上就变成了官员的一种公务活动或职务行为，从而造成官员与自然人社会角色的混淆、职务行为与个人行为的混淆。

　　也不排除这样的情况：市委号召中说的是“自愿”，但部分官员未必真出于自愿，而是迫于一种运动式的“惯性”。凡担保行为，必有履行担保责任的风险，官员担保履约的物质基础不是别的而是工资。可是，官员对工资收入的支配纯系私领域事务，上述政府公务活动可能构成对其私权利和正常家庭生活的潜在干涉。

　　新形势下，商业银行不再承担政府职能，为了自身生存发展，必然严格按经济规律办事。为农民提供贷款的银行、信用社自然也不会例外。但政府官员作为担保人，一方面需与作为债权人的银行、信用社形成合同关系，另一方面则可能充当农民贷款的落实者、促成者。在政府行政权力与经济活动并未完全廓清的当前，官员的这种担保很有可能形成直接的或变相的权力越界和政府不适当的行政干预，从而干扰银行的正常经营。

　　同时，很难设想：一旦市委书记或别的领导所担保的那笔贷款产生呆滞，银行有胆量或者好意思追在领导屁股后面一个劲儿地催讨债务？市委书记的一年薪水不过几万元，如果真的替贷款农民还了债，他的日子怎么过呢？

　　新一轮的行政改革使政府职能定位、角色定位和行为边界趋于清晰，无论哪一级官员，都有其确定的职位责任和岗位规范。诚然，从政府整体行为目标上说，发展经济、帮助农民脱贫致富责无旁贷，但政府的主要责任是创造、维护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而不是用自己的具体行为甚至信用(工资)担保解决某个具体农民的脱贫致富问题。如此大面积地陷入帮农民选项目、筹资金、送技术、跑市场的具体事项之中，难免会使官员的精力分散而疏于本职工作。另一方面，鉴于过去政府官员对农民经营“瞎指挥”而使农民利益受损的事多有发生，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主观、自信的政府官员好心办了坏事———帮农民选错了项目。结果是，农民受损，官员也跟着倒霉。

　　农民确实亟待脱贫致富，农民借贷难的问题也确实亟待解决，但根本的出路只有一个———认真遵循经济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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