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华民

　　人类正确的财富观源于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的价值(财富)理论。但对照一下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财富观，我们可以发现，目前颇为流行的一种财富观是极不可取的，属于重商主义性质的财富观。这种具有严重的重商主义倾向的财富观产生和蔓延的主要原因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引发人们对商品和货币的盲目崇拜；缺乏最基本的思想启蒙；缺乏产权边界非常清晰的所有权制度；对国际金融创新的认识有误；政府有关部门片面追求GDP指标。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财富观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迄今为止，不少人对于财富的认识并不正确，于是很多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比如：忽视财富的创造，而看重财富的集中；轻视实业投资，而强调所谓的资本运作；富人忙于敛财，而不愿承担社会责任；更有一些为富不仁之徒，借助于各种有损于社会与他人利益的方法来增加个人的财富，他们的这种做法可能会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引向歧路。

　　人类正确的财富观源于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的价值(财富)理论。但对照一下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财富观，我们可以发现，目前颇为流行的一种财富观是极不可取的，属于重商主义性质的财富观。比如：人们普遍认为有钱的人才是富人，这与重商主义货币就是财富的观点如出一辙；投资者关心的是资金的回报率，而几乎不过问产生现金流的投资项目究竟能否增加全社会的福利；许多“企业家”关心的是企业的规模扩张，并且是那种借助于金融运作、而非实际投资或技术创新的虚拟扩张，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价；如此等等，无不具有重商主义的特征。

　　这种具有严重的重商主义倾向的财富观在中国是如何产生和蔓延的呢？主要原因可以归结如下：

　　第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引发人们对商品和货币的盲目崇拜。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很多商品是计划配给的，市场交换受到严格限制，那时，货币不很重要。但是，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市场逐渐成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交易因此而变得越来越重要，货币作为交换的一般等价物而受到人们的青睐，并随着交换的发展逐渐形成了马克思早就批评过的货币拜物教。

　　第二，缺乏最基本的思想启蒙。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具有明显的“干中学”特点，这种特点的形象比喻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这种改革方法的最大优点是大大降低了改革的社会成本，但它的最大问题就是缺乏必要的思想启蒙和理性思考，这就极有可能导致错误的价值观在改革过程中的积淀，并被误认为是改革所要达到的终极目标。

　　第三，缺乏产权边界非常清晰的所有权制度。财富首先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某种“物”，但财富除了具有独立的“物”的性质之外，事实上还包含着隐含在财富中的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财富的所有权。

　　目前大量的财富所有权仍然只是一种像约翰·洛克所说的单方面宣布，而不是一种相互承认的“社会契约”，因此，社会就不能为人们的所有权提供有效的保护。不仅如此，我们还存在着大量的公私不分的产权领域，在这些领域中，财富的占有和分配是很难通过所有权来处置的，有不少往往是依靠权力来处置的，这样，以权谋私、依附权力来占有甚至强取豪夺公共财富与他人财富的现象就不可避免。

　　第四，对国际金融创新的认识有误。时下在中国金融界颇为流行的金融意识形态大都源于西方国家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的金融创新。这种金融创新有着消极的一面，那就是越来越多的金融创新并不是为创造财富的企业家提供资金来源的，而仅仅是为投资者提供流动性服务乃至投机性服务的，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虚拟的金融活动越来越脱离实际的产业活动，它们与财富的创造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反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实业资本进入虚拟金融领域参与投机和套利，结果，就像劣币驱逐良币一样，金融投机替代了实业投资，虚拟的金融财富增长了，但是实际的就业和产出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增长，于是经济泡沫形成了，金融危机产生了。

　　第五，政府有关部门片面追求GDP指标，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金融投机活动。GDP增长不仅对经济学家，而且对政治家同样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一些政治家关心GDP是因为GDP的增长可以显示政绩。既然GDP是考核政治家政绩的一个重要指标，那么一切可以导致GDP增长的经济活动理所当然地都会得到政府的支持，而不管这种经济活动是创造财富的，还是不创造财富的。比如，发生在虚拟金融领域中的许多活动仅仅只是一种交易行为，它们并不创造财富，但它们却会被计入GDP。正是GDP的这种内在局限性，将真实的财富创造与虚假的财富增加混淆在一起，使得政府对于控制金融领域中过度的投机和泡沫失去了警觉。

　　可是，如何纠正目前这种已经被不少人所接受的错误的财富观，鼓励人们积极地从事各种创造财富的经济活动呢？我认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

　　第一，革新导致人们形成错误财富观的意识形态，为此，我们就必须明确地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建重视技术创新与实业投资的古典与新古典的财富观；第二，深化所有权制度的改革，建立边界清晰的所有权关系，激发人们进行资本积累与财富创造的强烈动机。为此，我们就需要在分清你我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能够有效地保护个人所有权的社会契约，也就是所谓的宪法秩序；第三，改革对政府工作绩效的考核标准，就我们目前所讨论的问题来说，除了GDP这个指标之外，还应该增加社会公正等指标；第四，在解决了以上这些基本的意识形态和制度问题之后，我们还要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这是因为，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实践中看，企业家是所有经济活动主体中最具有创新精神的一群人。(作者为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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