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本刊编辑部

　　执行：本刊记者石破

　　10年前，她接到“通知”，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不知代表为何物，足足当了三年会上的举手“哑巴”。有一天，终于觉悟，终于发威，她成了官员敬畏的“大炮”。令失道者

复归正路，令暗夜者得见光明，为蒙冤未申者申冤，让尸位素餐者下台。

　　当代表终于有了“感觉”。她曾向时任省委书记的李长春当面“讨要”：我再当一届代表!她在河南焦作带起了一个代表七人组，宛如武侠中的高手联袂，替天行道，打抱不平。这位“肥妈”，焦作人热爱她，河南人爱戴她，中国人都喜欢她。但2003年，她竟然落选全国人民代表—为什么会这样？但她不会再等“通知”，她也不再去“求”谁了。下次，她要自己竞选，自己来争！

　　—本刊编辑部

　　5月8日上午，姚秀荣站在约定的见面地点等记者。马路边，一名卖冰棍的小贩正在吃饭，看见姚秀荣站着，非把凳子让给她不可。姚秀荣摆手辞谢了。小贩说：“姚代表，你是个好人呀！”姚秀荣跟记者说，“好人”，是老百姓对她这个前全国人大代表的最高评价。“我在焦作坐出租车，司机都认得我，不收我的钱。咱这人从不遮遮盖盖，我一再解释说，现在我不当代表了。老百姓说，不管当不当代表，你都是个好人。”此前，身为焦作市起重运输机械总厂工人的姚秀荣连续当选为第八、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2002年，九届人大五次会议期间，在姚秀荣接受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节目访问时，主持人问她：“明年你还希望当选人大代表吗？”，姚秀荣坦率地说：“我渴望再次当选。”但事情不遂人愿。2003年1月18日，河南省人大代表选举该省出席十届全国人大的代表。在931张有效选票中，姚秀荣得票363张，以低票落选。从1993年意外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到1998年以757票连任，再到2003年低票落选，姚秀荣走过了十年代表路。梳理姚秀荣这十年，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一名人民代表个人的成长历程，更可以感受到中国民主与法制进程艰难前进的步履。[上篇]从“哑巴”到“大炮”“下一届河南还要报姚秀荣当全国人大代表。像她这样的代表，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1996年，北京，李长春(时任河南省省委书记)

　　自小能吃苦，不服输

　　1952年，姚秀荣出生在河南省内乡县一户农民家中，是九个子女中的老四。小时候，姚秀荣家里非常穷，穿的鞋都是别人剩下的，轮到她时，脚趾头都露出来了。长到十二三岁时，姚秀荣穿的裤子还是一边有裤腿，一边没有裤腿(穿破的裤腿被姚秀荣扯掉扔了)，她把有裤腿的一边挽起来，看上去像是穿了条短裤。夏天，姚秀荣就买来四条大手绢，缝在一起当背心穿。16岁时，父亲去世了，正上高中的姚秀荣辍学回家，种地、砍柴、割草、打场，跟男劳力干一样的活。在本文后面的叙述中，我们将会看到，做一名姚秀荣式的人大代表，是辛苦异常的。而这种将苦、累当寻常事的素质，是她从小就练就了的。“我这人个性强得要命，不管干啥事，非干出个样不可，非超过别人不可！”姚秀荣笑呵呵地对记者说。1972年，姚秀荣被招工到安阳，当了一名刨车工，后又调到焦作起重运输机械厂。在厂里，从上道工序转到下道工序的活件，由天车运送，但姚秀荣嫌天车运得慢，就跑过去用手搬，最多时一天搬运上千公斤。在这个以身强力壮的男工为主的重工业单位，姚秀荣年年都能当上劳动模范。1987年，姚秀荣一年干了两年半的工作量，在焦作市引起轰动。第二年，她当选为焦作市劳动模范，以后，又相继成为省劳模、全国劳模、河南省“十大女杰”之一等。这种好胜、要强的性格，自然而然地被她带进了以后当全国人大代表的经历中。然而，刚当上全国人大代表时，姚秀荣并不懂得自己肩上的分量，她当了整整三年“哑巴代表”。

　　哑巴代表开口说话

　　1993年3月6日，厂领导去车间通知姚秀荣：放下工作，到北京参加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听到通知，姚才知道自己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她不晓得人大会议怎么开，以为跟开劳模会差不多，工作服没换就去了。带队的市委领导见了，很不满意。姚秀荣就在郑州花50元买了套衣服，到北京，又花16元买件薄毛衣，将自己打扮得里外一新。到会上，姚秀荣一看有那么多干部代表，心想咱是工人，领导说啥咱听啥，领导举手咱也举手吧，就从头到尾一言不发。她是第一次到北京，感觉很新鲜，平时工作也忙累，就利用开会的十几天，好好休息一下。这样的“哑巴代表”，姚秀荣一当就是三年。当时，全国人大代表中的工人、农民代表，很多都是跟姚秀荣一样的“劳动模范”或“先进工作者”。他们因身为“模范”而当上了代表，当上代表后又依然保持着“模范”特色，既任劳任怨，又默默无语。但与其他代表比起来，姚秀荣还有另一层性格，即爱打抱不平。用她的话说：“当姑娘时，我就看不得富人家孩子欺负穷孩子！”参加工作后，她看见不公平的事就管，时间长了，工友们都了解她的性格，还选她当上了厂监事会副主席。第四次去北京开人代会时，姚秀荣再也憋不住了。一是这几年中，她已经懂得了人大代表的职责，并且也做了许多事，积攒了许多要说的话；二是眼看人大就要换届，再不说就没机会了，“说出来，以后不让来也无妨了”！1996年3月12日，各省代表团分组讨论。河南代表团安排了13位代表发言，姚秀荣排在第12位。前面几位代表发言时，姚秀荣急得不行。第三位刚刚讲完，姚秀荣就腾地站了起来：“我是来自一线的代表，我要说话！”她一开口就语惊四座：“现在的领导下去视察，都是警察护卫，记者报道，一派风光，浩浩荡荡，其实一点儿真实情况也听不到，而且还劳民伤财！”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一听，立即为她鼓掌。姚秀荣又讲农民负担问题，讲司法不公问题，讲他们这些代表如何“夜查派出所”、如何监督纠正冤假错案……一口气讲了45分钟，代表们纷纷鼓掌。李长春高兴地对河南省人大秘书长说：“下一届河南还要报姚秀荣当全国人大代表。像她这样的代表，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晚饭后，姚秀荣多了个心眼，直接找到李长春：“李书记，你说下一届还要报我当人大代表，你得给我落实！”李长春当即拿起电话，跟焦作市委书记作了交待。1998年，姚秀荣又当选为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从1996年到去年，我是年年发言，年年抢说，我提议案，写建议，见缝插针地说！去年最高法院院长肖扬还说，在人大代表中我提的议案、建议数量最多，是全国冠军！”姚秀荣自豪地对记者说。

　　“代表要有强烈的正义感！”

　　《实话实说》主持人崔永元曾问姚秀荣：“以您的经验来看，什么性格的人适合当人大代表？”姚秀荣回答：除了对老百姓有热心、爱心、同情心外，人大代表还要“有强烈的正义感”。从骨子里，姚秀荣是个蔑视权贵的人。1997年7月，焦作市人大常委会组织代表评议公检法。姚秀荣在会上点名批评：“某某检察长坐赃车”、“某某检察长买一辆摩托车报销了三次”、“某某检察长打白条从企业拿走4.8万元”……检察长们的这些问题，本来纪检部门也在查，但查不下去；别人不敢说，姚秀荣敢说。她在大会上一掀，一家伙将五个检察长、两个反贪局局长掀下了台。1996年11月，姚秀荣监督南阳人赵东升被桐柏县城关派出所治安员毒打致死一案。在案情通报会上，省检察院领导说：“鉴于这个案件从1992年发展到1996年，时过境迁，没法查清……”姚秀荣听到这里，猛地一拍桌子，怒斥：“啥时过境迁没法查清？”她指着江检察长说：“赵东升不是你家儿子，要是你家儿子，保证能查清！你对老百姓的儿子就这么不负责任？”散会后，江检察长跟人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厉害的人大代表！”

　　赵东升案是姚秀荣监督得最辛苦、最伤心的一起重大案件。这起案件，是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张瑞璋邀请她一起监督的。此前张瑞璋已监督了三年多，但由于地方势力的保护，打人凶手外逃，案件迟迟没有侦破。1998年，张瑞璋落选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监督此案的重任落到了姚秀荣肩上。她说：“我带上了母亲的感情，把赵东升当成自己的儿子，非要为他讨个说法不可！这就坏了—不惜任何代价了！”姚秀荣三天两头往郑州跑，追着省人大、省政法委、省公安厅要说法。中午人家单位下班，她就吃两只烧饼，把报纸铺到地上睡一觉。南阳市公安局跟姚秀荣汇报说：外逃的打人凶手陈淮峰无父无母，姚秀荣就自己跑到桐柏县，装扮成穷困潦倒的民妇，穿得破烂不堪，在桐柏县暗访了六天，查清陈淮峰不但有母亲，而且还有亲戚是县里某局领导，证实了公安局在跟她说假话。

　　1998年3月12日，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代表们讨论法、检两院报告时，姚秀荣掂着赵东升案件的布告痛哭失声：“大家都看看！这是人命关天的案件，代表们监督五六年，没有任何进展！究竟赵东升的冤屈能不能讨个说法？现在不是老百姓在告状，而是我们人大代表在告状了，我们这些代表也是前赴后继啊……”河南籍的33位全国人大代表义愤填膺，全体签字，支持姚秀荣讨说法。这起案件，姚秀荣等代表整整监督了八年。2001年9月7日，两名打人凶手被南阳市法院依法判处死缓和无期徒刑，正义终于战胜了邪恶。

　　姚秀荣当代表的名气大了，来找她申冤的老百姓就多了。1999年，农历正月初四，卫辉市一名叫赵培琴的女子找到姚秀荣，哭求姚秀荣为其惨遭杀害的弟弟赵玉新申冤。赵玉新被害案，是一起连环案件，这起连环案的惊险、曲折、离奇程度，足可以编写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赵玉新是卫辉市某乡党委书记，其妻郭呈叶为该市公安局户籍科副科长。因赵玉新在家时间很少，郭呈叶与一名有妇之夫—卫辉市委办公室副主任韩天夫产生了婚外恋。时间一长，郭呈叶在情海中越陷越深，但韩天夫却并不想离婚另娶。两人因情生恨，闹了矛盾。这时，韩天夫家中先是蹊跷失火，后是妻子被人泼硫酸毁容。韩天夫认定这些祸事皆是郭呈叶所为，遂于1995年初的一天，将郭呈叶骗至淇县，与同伙任秀生一起将郭杀害，将尸体掩埋起来。郭呈叶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此案两年多未侦破，赵玉新更不知其内情。但两年后他准备续弦时，郭呈叶的弟弟—卫辉市政府办公室主任郭呈勇却非常不满。此前，郭呈叶的好友—卫辉市工人文化宫女干部索新云就多次向郭呈勇讲，你姐姐的失踪，肯定与赵玉新有关。此时，听到赵玉新再婚消息，郭呈勇更加认定赵玉新就是杀害其姐的凶手，他发誓要干掉赵玉新，为姐姐报仇！主意拿定后，郭呈勇、索新云又找来一个帮手—卫辉市机电厂干部焦同德，三人多次密谋，分头准备作案工具。1997年4月27日，由郭呈勇将赵玉新引出，焦同德、索新云两人动手，用铁锤砸死了赵玉新。此案很快告破，三名嫌犯均落网，但审理过程却很不顺利，足足拖了一年之久。新乡市检察机关三次起诉，三次被新乡市中级法院退卷。好不容易开庭了，在检察机关的起诉书中，三名嫌犯的排列顺序均是：郭呈勇、焦同德、索新云，然而法院一审的结果却是判处索新云死刑，焦同德、郭呈勇死缓，尤其郭呈勇由第一名主犯退到了第三名从犯的位置。赵玉新的姐姐赵培琴对此实在难以理解，含悲忍泪上诉到了省高院。

　　四个月后，此案再爆惊人内幕：索新云向侦查机关检举郭呈叶被害真相，根据她的检举，侦查机关迅速行动，韩天夫、任秀生两人被捕，并很快被判了死刑。因索新云有重大立功表现，省高院将郭呈勇、焦同德、索新云杀人案退回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听到此案发回重审的消息，赵培琴心潮难平。为什么韩天夫、任秀生杀人要偿命，郭呈勇、焦同德杀人就只判死缓？为给弟弟申冤，她卖了房子，历尽折磨。当从报纸上看到“平民青天”姚秀荣的事迹后，赵培琴立即赶到焦作，找到姚秀荣，向她哭诉了这一切。姚秀荣把赵培琴的材料转给了省高院院长李道民，平时有空就去问问案子的进展情况。三个月后的一天，姚秀荣乘车去省高院办事，到高院门口，一眼看见赵培琴站在雨中，浑身上下淋得透湿，孤独地在雨中徘徊着。姚秀荣心头一酸，下车拉起赵培琴，一块进了省高院。高院主管刑庭的副院长正在开会，姚秀荣、赵培琴就拣张破报纸，坐在走廊上等，从下午两点一直等到晚上七点，两个人都冻得吃不住劲儿。好不容易等到开完会出来的副院长，也没打探出什么消息。姚秀荣不死心，又找别的法官打听。一名法官无意中透露：省高院已开会研究过此案了，正准备去最高人民法院汇报。姚秀荣闻听此言，愣了一下，“郭呈勇家里很有钱，风闻他家拿出50万元打点此案，不知道他把香都烧到谁那儿了，我担心省高院的汇报有可能不利于被害人，就跟赵培琴说，走，咱们抢先一步，今天就去北京送材料！”两人跑到火车站，没买着车票；又跑到长途汽车站，挤上一辆开往北京的客车，车上没空座，两人就坐在车厢过道上，颠簸十几个小时，次日黎明赶到了北京。早上八点，最高人民法院的人们刚上班，姚秀荣就来了。她把材料递交给有关领导，又披露了自己的担忧。接待她的院领导说：“姚代表，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公正处理此案的。”

　　两天后，省高院也派员去北京汇报对此案的处理意见，该案很快被定性。当年8月，新乡市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郭呈勇、焦同德死刑、索新云死缓。四个月后，郭、焦两犯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随着姚秀荣知名度的提高，很多外省人也来她这里投诉，姚秀荣去过北京、上海、安徽、浙江、河北、山东、黑龙江，最远跑到内蒙古乌兰察布，去那里监督纠正一起违法办案。像她这样跨省监督的人大代表，全国也没几个，有人说姚秀荣“代表”当得狂，手伸得长。姚秀荣反驳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在全国哪个角落都实施！你说这话有啥法律依据？”

　　2001年8月，安徽阜阳市人大代表陶晓侠来找姚秀荣告状。陶因监督本地的一起刑事案件，遭到报复，她丈夫被公安局非法关押，她也被追得四处逃亡。姚秀荣几次带陶晓侠去北京向全国人大、最高检察院反映情况，并独自一人八赴安徽。2001年的农历腊月廿三，姚秀荣去安徽省检察院反映情况。门卫不让她进，姚秀荣心里非常窝火。天上下着大雪，检察院门口的地板砖很滑，姚秀荣穿着皮鞋，脚下一滑，摔了个底朝天，从检察院的八级台阶上骨碌下来，当场就晕了。过了半天，她大脑清醒些，坐起来，抱着脚，在纷飞大雪中痛哭起来。她想自己为了别人的事，大老远从河南跑来，连人家是黑脸白脸都看不到，还摔了跤，受这么大委屈图个啥？干脆不管这事了！但又想想陶晓侠多次发誓：如果丈夫的冤申不了，她就不活了，要跳楼自杀！自己一直做她的工作，让她坚强活下去，如果自己也不管了，她岂不是更绝望吗？在姚秀荣不屈不挠的监督下，2002年5月，陶晓侠丈夫冤案昭雪，无罪释放。陶晓侠也回到了家乡，继续当自己的人大代表。

七人小组的分量

　　“政府确实有跟老百姓脱钩的现象，为了不让他脱钩，得拽住他，人大代表就成了政府与老百姓之间的一根绳子！” —2003年，焦作，姚秀荣对本刊记者如是说

　　“让执法部门记住 人大的监督权”

　　焦作市有个全国闻名的人大代表七人小组，他们是全国人大代表姚秀荣、河南省人大代表李朝义及焦作市人大代表卢靖之、赵启群、董世坤、马希方、李顺兴等。七人小组活跃了七八年，接待了2万多件次的来信、来访，监督了1000多起案件，提了400多件议案、建议等，搞得红红火火。

　　人大代表地位的提高，反映着中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进程。但要想提高地位，除了外部环境改善外，还得依靠人大代表自身的努力。焦作七人小组刚成立时，就遇到了政府及司法部门看不起人大代表的事例，最刺激人的是这样两件事：

　　修武县西村乡有个省人大代表侯凤泉，是劳动模范。1994年，侯凤泉所在村庄与别人发生经济纠纷，该案在方庄镇法庭审理，久拖不决。乡亲们跟侯凤泉说：“你是省人大代表哩，你去问问！”

　　侯凤泉就去了方庄镇法庭，问起官司的事。庭长反问：“你是谁？”侯说：“我是侯凤泉，省人大代表。”说着，掏出代表证，恭恭敬敬递给庭长。不料庭长看一眼，随手就给他撂地上了：“你这代表证，还不如一张擦屁股纸！”

　　侯凤泉回来对李朝义一说，李朝义又跟姚秀荣、卢靖之等人说了，代表们非常气愤。其他人不懂法律尚可原谅，法官不懂法却不可原谅！代表们集体来到方庄镇法庭，非要庭长说说“代表证是个什么东西？是不是不如一张擦屁股纸”？庭长吓坏了，死不承认说过那句话，“我要说了，出门就叫汽车撞死！”

　　另一件事，是焦作市山阳区一所小学，新买的电视机被盗了。后来，犯罪嫌疑人被捕，供述该校教师张小松跟他说过学校有电视机。张遂被山阳区公安分局拘留，后因证据不足，办了取保候审。

　　1995年教师节，学校派人去山阳区人大，打听张小松到底有没有问题？区人大又派人去公安局咨询，这一问，把预审科长问恼了：“他把我告到人大了？他告我，明天就把他抓起来！” 果然，第二天张晓松又被抓走，关进了北山看守所。

　　当年，市人大常委会组织代表评议公、检、法时，代表们狠狠评议了山阳区公安分局一家伙。结果，预审科长被免职，公安局派人带着礼品看望张晓松，将他放了出来。

　　卢靖之是七人小组中的“军师”，他说：“这几件事让我们思考：应该怎样提高人大及人大代表在人们、特别是在执法人员心目中的地位？思考的结果，就是不能让执法部门忘了人大的监督权，得跟他们打打交道！”

　　1996年4月，因群众反映，派出所经常有半夜三更捆人，打人，刑讯逼供等现象，卢靖之、姚秀荣就策划了一次“夜查派出所”行动，由时任《焦作日报》副总编的卢靖之制订“路线图”，姚秀荣等三名代表晚10点出发，凌晨两点回来，共查了六个派出所。

　　代表们冒着七八级大风，来到武陟县三阳乡派出所，只见值班室电视开着，所长喝得酩酊大醉，在床上酣睡。姚秀荣问：“谁在这儿值班呢？”所长只顾出鼾响，也不理她。姚跑过去把桌子一拍：“谁在这儿值班呢？”所长醒了，伸手指着姚秀荣：“出去，出去！”姚秀荣一听恼了：“我是全国人大代表姚秀荣，来这里视察了！”所长一听，立马就从床上爬起来了。

　　在焦东派出所，代表们发现大门紧锁，叫值班员开门时，里面的人找不到钥匙，15分钟没能打开大门。

　　第二天，《焦作日报》登了消息：《人大代表夜查派出所》，全市震动。市公安局局长亲自把代表们请去，表示感谢，同时宣布将这两个派出所所长就地免职，勒令他们背着铺盖卷，到市局关七天禁闭；责令两个公安分局局长写出深刻检查，通报全市公安系统。后来，市公安局组织力量自己又查了一次。

　　1996年下半年，七人小组再次夜查派出所，这次查出中站派出所四名值班人员全部脱了衣服在睡觉。该派出所所长也被免职了。

　　查完派出所，再查检察院。群众称检察院为“检老大”，意思是检察院的“老大”思想严重，没人管得了他们。七人小组了解到，市检察院反贪局在办理一起案件中刑讯逼供，对证人收取“不准翻供保证金”；将证人、犯罪嫌疑人长期羁押在检察院办公室；去犯罪嫌疑人家里搜查时不出示证件，有些物品不上清单……1997年，七人小组在掌握大量证据基础上，对此案介入监督，几次质询、交锋后，不但犯罪嫌疑人无罪释放，反贪局局长也被免职。

　　监督了检察院，再来监督政府。1996年，焦作市解放区建了家稀土厂，不但污染空气，还产生放射性废渣，附近的村庄遭了厄运：鸡下软蛋，猪生软胎，树叶枯黄，庄稼种不成，老百姓告状告不赢。七人小组深入调查后，写出报告，15名人大代表签字，一起监督。1997年12月，市政府作出决议：这家稀土厂永久性停止生产！

　　几起监督案一办，焦作市“一府两院”都知道人大代表的厉害了，但是周边地市还不行。七人小组再度出击：利用姚秀荣“全国人大代表”、李朝义“省人大代表”的身份，去监督南阳、新乡、郑州等外地市“一府两院”的工作 。

　　由于他们的主动出击，人大代表的地位空前提高，人大常委会的地位也空前提高了。1998年市人大代表换届，如同李长春支持姚秀荣继续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一样，焦作市人大的几位老干部也说：“要想保持人大的活力，下一届就应该把卢靖之等几名代表选上！”市人大代表候选人是各区推荐的，因此，市人大就向各区传达信息，让区里报这几名代表。

　　看到七人小组搞得有声有色，许多人大代表想加入，可惜有些代表素质不够理想。直到1997年，赵启群、董世坤等较为理想的代表加入，7人小组正式形成，一直活跃到2002年。

　　在某些个案监督活动中，七人小组也邀请其他代表参与。卢靖之说，踊跃参加他们活动的“外围代表”有二三十人。

　“有事就找姚秀荣”

　　我国《宪法》和《代表法》都规定：人大代表应该在参加生产和工作的同时，协助宪法和法律的实施，努力为人民服务。

　　因为没有专门的时间配备，代表履行职责受到很大的限制。如果某个人大代表一年到头只是开开会，其他事一件不干，也没人指责他不是个合格的人大代表。事实上，一般民众对人大代表的普遍印象，也就是“开开会，举举手，视察视察”。

　　而姚秀荣和她的七人小组，则让我们惊奇地看到了，人大代表能做的事情有多少！

　　拿个案监督来说，七人小组监督过的案件远远不止1000起，有的小案子都没统计过。比如有个老农民，打官司时列为第三被告，后来法院判决没他的事，按理应把诉讼费退还他，但法院却一直不退。后来，七人小组往法院打了个电话，那边马上退费。卢靖之说：“如果不是人大代表打这个电话，他就会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一直推下去。”

　　除个案监督外，代表们还监督法律、法规的落实。1999年国庆节，焦作市大街小巷挂国旗，标准不一，乱七八糟；政府、法院、学校没有升、降国旗的习惯，有些地方的国旗不到被风刮成布条就没人管。七人小组给市政府打了个报告。很快，市政府就派人督办，把市区所有国旗更换了一遍。

　　1997年的一天，姚秀荣去马村区法院参加庭审，看见女公诉人穿裙子，男公诉人也穿便装，姚秀荣一看就火了：法律是严肃的呀，你叫人民严肃，你不严肃？她马上把电话打到市检察长那里：“公诉人出庭不穿制服，是不是要等到逛舞厅的时候才穿？你们这叫‘大杂烩聊天’，不叫开庭！”她这一“搅和”，当天的庭也没开成。此后，焦作市法官、公诉人出庭时再也没有不穿制服的了。

　　卢靖之说，凡是老百姓遇到的问题，像吃水、用气、电力供应、楼道通风等等我们都管。有一个单位家属院，以前吃水用的是自备井，后来地下水污染，不能吃了，自来水厂不给他们接水管，居民靠用水票买水吃了两年多。2002年7月，七人小组接到反映，实地调查后，马上给市政府打报告。第二天，毛超峰市长带着财政局、自来水公司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去现场办公，不到一个月，水管就接通了。

　　1999年焦作市九届二次人大会上，七人小组提议案：本市学龄儿童越来越多，但市区10年没有增加一所学校，现在各小学每班学生有90多名，非常拥挤，严重影响学生身心健康和教学质量，建议政府多建学校。

　　议案提上后，因种种原因，问题一直没解决。去年年初，七人小组得知幸福街小学拆迁出6亩空地，开发商要在那里盖高楼。代表们觉得这是扩校增容的好机会，赶紧给市政府打报告。毛市长接到报告，第三天就带一班人去调查，随即宣布这6亩地都要给学校使用。

　　姚秀荣跟记者说：“政府确实有跟老百姓脱钩的现象，为了不让他脱钩，得拽住他，人大代表就成了政府与老百姓之间的一根绳子！”

　　从1995年到2002年，姚秀荣每年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在外面跑，履行自己的代表职责。她是劳动模范，工作不甘落后，在外面转一圈回来，礼拜天、节假日不休息，加班加点赶任务，有时把家属、孩子都带上，她操作车床，他们帮她运货。

　　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实话实说》关于姚秀荣及七人小组的节目播出后，找姚秀荣申诉的人们接踵而来，早上4点就有人在门口排队，把姚秀荣堵得开不了门。有时，因为姚秀荣还要去厂里上班，就打电话叫来卢靖之，把申诉人群引到了他那里。

　　记者在焦作市采访时，听到市政府某局一名副局长说，该局一名职工，多次找他要求解决个人问题，在未得到满意答复的情况下，这名职工威胁道：“你要再不给我解决问题，我就去找姚秀荣！”

　　七人小组中的省人大代表李朝义，是市陶瓷一厂工人，企业效益不好，干一天只能挣十块零八毛。他是机修工，忙起来时，姚秀荣也去帮他干活。

　　在很多人、包括很多人大代表本人都将这个职务仅仅看作一种荣誉的时候，姚秀荣和她的七人小组，让公众看到了人大代表的真正分量。

　　执法部门也爱求助人大代表

　　不光老百姓爱找人大代表，“一府两院” 有事也爱找。

　　法院执行难是个普遍问题，为了加大执行力度，有些法院邀请七人小组跟案监督，对双方当事人做工作。解放区法院的张副院长说：“群众老是怀疑法院立场是不是公正，对法院的执行不理解，不配合。而人大代表去做工作，群众就容易接受。”一年下来，光是一个解放区法院，七人小组就监督案件33起，执行标的55万元。

　　1999年的农历腊月初三，姚秀荣乘车去沁阳市为厂里要账。她没吃早饭就出了门，中午跑到沁阳，下车买了碗烩面，刚挑两筷子，传呼机就呼呼响起来。姚秀荣一看，传呼是武陟县政法委书记打来的，说该县法院在执行一起案件时，遇到了停尸闹丧事件，干警被围困在小东乡政府，紧急请求人大代表前去解围。

　　姚秀荣调转车头，从沁阳直奔武陟。到了小东乡，看见五六百名农民掂着锄头、铁锨，团团围住乡政府，干警们躲在乡政府不敢出来。停在乡政府外面的三辆警车，轮胎都被卸了，车身上糊满了“血债血还”之类标语。 县政法委书记对姚秀荣说，县法院在强制执行小东乡一名村民的四轮拖拉机时，与这名村民发生争执，导致该村民受伤；其母在与执行干警争吵中，突然倒地身亡。其他村民闻讯赶来，群情汹汹，将执行干警及随后赶来的公安人员都围困起来。政法委书记最后说：“现在群众的抵触情绪非常强烈，谁跟他们接触都不行……” “我去！”姚秀荣和随后赶来的董世坤、李朝义向村民们走去，她登上一辆小轿车前盖，高声说：“小东乡的父老乡亲们！我叫姚秀荣，全国人大代表。我既来了，一定要为老百姓讨个说法。大家有理说理，不要砸乡政府—咱们先回村里去！”

　　姚秀荣等代表引着村民们回到死者家，拿出刊登他们事迹的报纸、杂志，证明自己的身份、来意。村民们七嘴八舌，有人说死者是被法警殴打致死的，有人要求验尸，但又不相信司法部门的法医。姚秀荣说：“你们放心，明天我带一位人大代表来验尸。”

　　当晚，回到焦作，七人小组开会到深夜，研究出了应对方案。第二天，当过法医的李顺兴代表来到现场。姚秀荣趁机向村民们做工作，请他们撤离对乡政府的围困，放干警们回去。重获自由的干警都欢呼起来。

　　此后，经过半个多月的交涉，七名人大代表两头做工作，终于使村民和法院达成协议：法院一次性赔偿死者家属5.8万元，村民们不再闹事。

　　在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中，这并不是执法部门第一次求助于姚秀荣和七人小组。

　　1997年2月的一天深夜，姚秀荣接到焦作市公安局领导的紧急电话，称武陟县（属焦作市管辖）、原阳县（属新乡市管辖）交界处的两村村民，聚众持械，准备展开大规模械斗。公安人员已到现场，但难以说服村民，请求姚秀荣等人大代表前往劝阻。

　　这起群体冲突，缘起于一场刚刚发生的凶杀案：武陟县农民赵小会与原阳县农民关永泉同在武陟詹店镇摆摊做生意。两天前，双方因生意争吵，并动了手。赵小会躲避回家，但关永泉骑摩托车追到赵小会家中，将赵小会捅死，并将一名拦阻的村民捅伤，随即逃之夭夭。

　　凶犯胆敢大白天进村杀人，这个村的村民愤怒异常，携刀带棒，准备去关永泉的村庄要人，而关永泉村庄的村民也不示弱。双方对峙了一天一夜，流血冲突随时可能爆发。

　　姚秀荣跟记者说：“我是第一次经过这种场面：黑压压上千人，一听说人大代表来了，啪、啪都跪下了，把警车围住，不让我们走。赵小会的尸体还在院子里停着，两个孩子在棺材跟前哭。村民们说，如果公安处理不公，我们就要冲进对方村子里，起码也要捅死他几个！”

　　姚秀荣、李朝义、马希方等人大代表当即向村民们表态：“我们几个人大代表既然来了，就要解决这件事。但因这事发生在焦作、新乡两个地区交界处，所以必须由省公安厅派人下来解决。我们现在就去省公安厅反映，请你们耐心等一会儿！”

　　姚秀荣等三人上了警车，一路拉着警笛，只用45分钟就跑到郑州。到公安厅门口下了车，姚秀荣举着代表证边跑边喊：“我是人大代表，有紧急情况向厅长反映！”三位代表跑得满头大汗，上了楼，找到王济晟副厅长，一谈情况，王副厅长马上把刑警、信访的负责人都叫来了，作出布置。姚秀荣等三名人大代表还没离开郑州，省厅的刑警就到了现场，开始工作。村民们一看案件进入侦破程序，人大代表说话算数，情绪都逐渐稳定下来了。

　　其后不久，凶手关永泉被公安机关抓捕归案，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姚秀荣落选全国人民代表后

　　“只要有机会，我就要争争。我争当这个人大代表的目的，是给老百姓争一份权利……再竞选肯定难，但咱得去试试呀—刀山火海，咱也得闯闯！”

　　—姚秀荣落选全国人民代表后，对本刊记者如是说 意外落选

　　“对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落选，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姚秀荣对记者说，“从1993年开始，我先是当了三年‘哑巴代表’，后来逐渐步入成熟期—我觉得自己的代表素质在不断提高，能当好这个代表了，却没想到在这个时候会被差额掉！”

　　代表落选的原因似乎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一件事，但姚秀荣固执地认为，正是2001年3月份焦作市“天堂”录像厅发生特大火灾后，她对记者直言“一把火背后有腐败”，才惹来了今天落选的下场。

　　2002年春，焦作市机械局将姚秀荣报为出席市党代会的代表，但被上面否决。姚说，从那时起，我的厄运就开始了。

　　此次河南省出席十届全国人大的代表，实行的是差额选举，在204名候选人中选出165名，差额39名。这204名候选人均为组织推荐，程序是：各地级市市委推荐，市委组织部考核，省委组织部备案，省人大代表选举产生。 2002年10月底，焦作市委组织部未将姚秀荣列入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报送名单。焦作市人大主任几次去市委交涉，希望补报，未果。11月上旬，姚秀荣亲自到全国人大、省人大反映情况。在全国人大、省人大、省委组织部的过问下，焦作市委组织部补报姚秀荣为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

　　姚秀荣跟记者说：“名单报上去后，省人大、市人大和我都觉得高枕无忧了……”

　　2003年1月16日，省人代会期间，好几个地市的省人大代表给姚秀荣打电话，说会上某些代表团有活动，姚秀荣就有了不祥的预感。1月18日上午，选举结果揭晓，姚秀荣果真成为被“差额”掉的候选人。

　　当天下午，市委、区委组织部领导给姚秀荣做工作，希望她对落选一事“想开点，看开点”。

　　姚秀荣说：“我想不开，也看不开！为什么在我还不知道怎么当代表的时候，我能够高票当选，在我知道怎么当代表，并且做出许多成绩的时候，我反而成了落选代表？请问河南省的民主进程是快了还是慢了？人大代表队伍的素质是高了还是低了？”

　　1月31日，姚秀荣去北京，到全国人大联络局反映情况。联络局答复说，当时不知道这个情况，现在选举已经结束，无法补救。

　　在北京逗留期间，警方找姚秀荣问话，姚才知道自己已被定为“上访重要人”，上了《协查通报》。

　　2003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十届一次会议开幕前夕，焦作市解放区检察院五名干警去姚秀荣家里，把她请上三菱吉普车，拉去大西北旅游了一圈儿。

　　这趟旅游历时18天，干警们陪着姚秀荣跑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区的十几个景点。

　　在陕西延安景点，还发生这样一件趣事：三名女干警想下车方便，但因当地缺水，人家不让她们用厕所。姚秀荣见状便上前说：“你们陕西人真抠门，连个厕所都不让用？”看厕所的抬头一看：“你是不是《东方时空》里的姚秀荣？”姚乐呵呵地说：“本人就是！”看厕所的喜出望外：“开，开！”说着，把男厕所门打开了，临时放水给女干警用。

　　这趟旅游倒确实让姚秀荣散了散心。旅行将结束时，她还依依不舍地说：“我想去拉萨。”但此时全国人代会已接近尾声，已经完成任务的干警对姚秀荣说：“买不到去拉萨的飞机票了，回吧。”3月17日深夜，干警们把姚秀荣送回了家。这一天，正好是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

　　“换个方式为人民服务”

　　“这回落选，我是大伤元气—你正驰骋疆场呢，却有人噗哧打你一闷棍，打得你鼻青脸肿。”5月8日，姚秀荣在宾馆对记者说。

　　当代表时忙惯了，猛一闲下来，还真有些不自在，姚秀荣说她也在调整自己的工作方式，一是过去监督的半拉子案件，催办催办，尽快了结掉。她扳着指头跟记者说：“最近，辽宁本溪市有个司法不公的案件，纠正过来了。郑州市有个经济纠纷案件，打了六年，也纠正过来了……”

　　二是还有些老百姓来她这里告状。自己没了代表身份，只能从法律上把把关。“前段时间，封丘县有个回民来告状，我就把有关的法律解释复印一大堆，让她拿走了。娘俩临走时给我作了个揖。有的老百姓不知道该往哪告状，咱给他指个路。因为中国的普法教育还很肤浅，老百姓不知道用法律保护自己。他们愿意来我这里哭诉哭诉，起码我不训斥他，能疏通、安抚他的心情。最近博爱县一个老头子，70多岁了，为1000块钱告了10年状。我给他算了一笔经济账：你告10年状花了多少钱？孩子们烦不烦？你老伴烦不烦？你跑这么长时间，别人吵你吵得烦不烦？跟他聊了两个多小时，最后问他还告不告了？他说：‘不告了，不告了。’”

　　落选人大代表后，有人去厂里查姚秀荣的经济问题，工人们都替她捏一把汗。姚秀荣却非常坦然：“为人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他要去查我家里，我把钥匙给他，随便你翻箱倒柜地查！”

　　“七人小组”已经解散

　　在全国范围，以小组为单位履行职责的人大代表只有焦作这个“七人小组”。焦作市的很多人大代表都被他们带动起来了，参政议政热情很高；山西、河北、广西等地人大也来取经；姚秀荣、卢靖之还到广东深圳、浙江金华去为当地人大介绍经验。姚秀荣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可惜还没等他们燎原，这点火星就灭了。

　　今年5月初，记者去焦作采访时，七人小组已停止活动。卢靖之等五位市人大代表悲观地估计自己年底换届时也会被选掉：“你干得再好，人家认为你老是找麻烦，就不会再让你干了。”李朝义虽然继续当选为第十届省人大代表，但他已经不管那么多事了：“姚秀荣的头皮够硬，头衔够多了，说捏她就捏她了，咱谁不害怕捏呀？”

　　姚秀荣落选后，河南籍的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真正的工人代表已少得可怜。姚秀荣说，在她印象中，只剩下一个洛阳白马集团的邓志芳。邓也是劳模，整天不说一句话。河南籍的其他“工人代表”都是企业家；“农民代表”都是乡镇企业老总或农村党支部书记，“真正在地里扛镢头的，没有一个”。

　　姚秀荣质问：“都成干部代表了，谁监督谁呀？都在小汽车里坐着，谁能拦住他们喊冤呀？”

　　下届还想参选

　　姚秀荣说，落选后，她也一直在反省自己，反省的结论是：“我没干坏良心的事！”一些政府官员见了她笑问：“你还是这么精神？”姚秀荣说：“我活得无怨无悔，非常安然。” 记者问她：“以前有没有想过不管焦作的事，只管外地的事？”

　　姚秀荣回答：“那不行！因为你是焦作320万人民选出来的代表，不管对不起焦作人民。就这样，老百姓对我还‘三七开’呢：70%的人认为我落选可惜，30%的人说不可惜，‘因为她净管外省、外市的事，咱焦作市的事她不管！’你看看，老百姓嫌我管焦作的事少，当官的嫌我管焦作的事多……实际上我管得也不少。”

　　虽然已不当人大代表了，但姚秀荣还是河南省检察院和省公安厅的特约监督员。发现执法人员有违法行为，她还可以向这些部门反映。

　　6月6日，记者再次去焦作市采访。姚秀荣的心情已重又爽朗起来。深圳福田区一名“独立候选人”击败组织推荐的正式候选人，当选为区人大代表的消息，使姚秀荣颇受鼓舞：“下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我还想参选。到时候，我把我的业绩打印成材料，给每个省人大代表都寄一份。只要有10名省人大代表联名推荐，省人大常委会同意，就能成为候选人……”

　　停了会儿，姚秀荣又说：“只要有机会，我就要争争。我争当这个人大代表的目的，是给老百姓争一份权利……再竞选肯定难，但咱得去试试呀—刀山火海，咱也得闯闯！”

记者手记--姚秀荣代表了谁

　　平民百姓的代表

　　人大代表是否代表着他所在群体的利益？答案应该是“yes”。因为若非如此，在代表名额的分配上，就用不着特意强调“城市代表占多少、农村代表占多少、解放军代表占多少、妇女代表占多少、民主党派代表占多少、少数民族代表占多少……”了。

　　其次，人大代表的业余性，限定了他们接触最多、理解最多、倾听最多、关心最多的，是他们在自己的职业活动、社交活动中所涉及的人群的呼声，因此，他们最有资格代表自己所在的群体说话；而他所在群体与他这个人大代表，有着天然的亲近性，该群体的呼声也最容易在他心中引起共鸣。

　　姚秀荣是来自产业工人的人大代表，她所在的人群应属平民阶层及贫困阶层，即所谓“弱势群体”。在她当人大代表的10年间，上门找她申诉、求助的，绝大多数都是平民百姓；老百姓称呼姚秀荣为“平民包公”、“平民青天”，说明他们也认同姚是自己这个群体的代言人。

　　焦作市的“七人小组”中，除姚秀荣外，李朝义是陶瓷厂工人，李顺兴、董世坤是医生，赵启群是工程师，马希方是个体户，卢靖之曾任《焦作日报》副总编，1998年退居二线，是七名代表中惟一担任过领导职务的人。 在接待来信来访中，“七人小组”立下了“三个不接”的原则：“无理的不接，有钱的不接，有职有权的不接。”后面两个“不接”，明确表达出他们更愿意维护自己所在的弱势群体的利益。

　　“三个不接”原则可不只是说说而已。1999年冬天，焦作市中站工商分局局长吴顺华去车间找姚秀荣，向她反映“打假反被假打”的冤屈：该局在依法查处一家种子公司销售劣质种子案件时，被这家很有来头的公司告上法庭，一审、二审皆败诉，法庭判令其赔偿该公司数十万元，等于是把该公司的劣质种子高价卖给了工商局。拿着明显偏颇的判决结果，工商局长欲哭无泪，满怀委屈地来找姚秀荣申诉。

　　吴局长把一套申诉材料递给姚秀荣，但姚秀荣坚决不接；吴局长几次三番去姚秀荣家里找她，姚也避而不见。后来，还是吴局长的诚意感动了这位女代表：寒冬腊月，下着大雪，吴局长早上六点就去姚秀荣家，在门外站了一个多小时。姚实在过意不去，把他让到屋里。这位局长进了屋，还没来得及说话，就委屈地放声大哭…… 姚秀荣拿着材料，跟卢靖之、李朝义等代表先进行调查，查清了法院在审理此案中，不管从程序上、实体上都在违法办案。为维护法律尊严，“七人小组”破例接下了这起申诉案。在“七人小组”监督下，本案发回区法院重审，并一直打到省高级法院，最终为中站区工商分局讨回了公道。

　　“咱姚秀荣有啥？”

　　在八、九两届河南省籍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出身工人、农民的代表为数不少，像南阳市的张瑞璋、许昌市的冀炳祥、三门峡市的刘世铭等，他们都是当地老百姓心目中的“平民青天”。由于来自同一个阶层，这些“平民代表”都成了好朋友，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在监督案子的过程中，他们还总结出了一套“异地监督，交叉办案”的经验，即你那里有什么冤案，自己不便出面监督，由我来管；等我这里有事儿时，你再来干预。像南阳赵东升被治安人员殴打致死一案，就是由南阳籍全国人大代表张瑞璋转给姚秀荣监督的；卢氏县青年干部张冲波遭原县委书记杜保乾迫害一案，是由三门峡籍全国人大代表刘世铭转给姚秀荣监督的。而姚秀荣则喜欢在监督某起特大案件时，打电话通知自己的好友们，征得他们的同意，然后以“驻河南省14位全国人大代表”的名义给执法机关发函，实施监督。

　　姚秀荣等“七人小组”在接受记者采访中，都对全国及省、市人大代表中，工人、农民代表名额的减少表示忧虑。比如焦作籍的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一个工人代表也没有（该市一家大型国企董事长兼党委书记使用工人名额）、一个农民代表也没有（该市某模范村党委书记兼乡镇企业家使用农民名额）。在第十届省级人大代表选举中，焦作市提名47人，当选38人，其中，提名的八个工人代表被差掉了四个，提名的九个农民代表也被差掉了四个，还有一个被差掉的是知识分子代表。

　　与之相对应的是，干部代表明显增多了，企业家代表也明显增多了。这种情况不独焦作一地，而是全省、全国各地皆然。

　　河南省人大代表李朝义跟记者说：“‘人民代表’是代表人民的，工人、农民是人民中的绝大多数，因此他们应该在‘人民代表’中占一定比例。但是现在看起来，工人、农民当代表的少，被代表的多。”

　　姚秀荣此届落选的原因可能很复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在有选举权的省人大代表中，跟姚秀荣一样来自弱势群体的代表多些，姚得到的票数自然也会多些。

　　记者曾问姚秀荣：“按照你的说法，是有人在省人大会上活动，导致你的得票率过低。那你想过没有：为什么一有人活动，很多省人大代表就不投你的票了？”

　　姚秀荣黯然回答：“人家干部代表有权，企业家代表有钱，咱姚秀荣有啥？”

　　一位河南省人大代表跟记者说：“这些年，姚秀荣在河南监督了不少案子，惹得一些人不舒服、不痛快。这次省人大会上，我就听到某市代表团的代表说：‘姚秀荣当代表当得太狂了，这回一定要把她选掉！’”

　　焦作与河南的品牌

　　姚秀荣并不同意“人大代表代表的是他所在群体的利益”的说法。她说：“按照《宪法》、《代表法》的规定，不管哪一个人大代表，都是要为人民服务的，都是要协助《宪法》和法律实施的—这样表述才正确。”

　　从姚秀荣和七人小组多次应政法部门之请，介入群体性突发事件等表现来看，也证明他们确非那种只愿为弱势群体出头的狭隘分子—他们的思想境界和所作所为已远远超越了自己所在阶层，而成为“履行人民代表职责”的典范。

　　有人认为当“人大代表”必须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法律水平。但是通过采访姚秀荣，记者感到人大代表的文化素质、法律素质当然重要，但只要他有高中文化水平，能看懂法律条文即可，而人大代表的首要素质，应该是看他爱不爱“管闲事”。

　　中国人习惯把别人的事、公家的事以及国家的事叫做“闲事”，认为事不关己，少管为佳。有这种思想的人，就当不好人大代表。因为人大代表本来就不是个专门职务，管不管“闲事”、管多少“闲事”，全凭你的自觉。姚秀荣说她当了三年“哑巴代表”，像她这样的“哑巴代表”过去有多少？现在还有多少？想一想都触目惊心！

　　姚秀荣跟记者说：“老百姓的事不叫个‘闲事’！”她从当姑娘时就爱管，当了人大代表更爱管。老百姓去她那里哭诉，她陪着哭；监督案子不顺利的时候，她一肚子委屈；案件监督成功后，她比当事人还高兴；有些部门拒不承认错误，姚秀荣说：“他好说咱也好说，他难缠，咱也跟他缠！”某些执法人员对她冷眼白翻，打击报复，她横下心来：“咱反正就那一堆肉，豁出去了！”……这样的人，简直天生就是当人大代表的料。

　　当然，只有“爱管闲事”的素质也不行。如《宪法》和《代表法》所言：人大代表应当是遵守和维护宪法、法律实施的楷模。姚秀荣说：“一开始当代表，老百姓来告状，一哭，一下跪，我的同情心马上就出来了，跑去执法部门拍桌子吵闹，弄得面红耳赤，非常不好看。时间长了，我一接状子，就能看出老百姓有理没理。没理的人，再哭再闹，我也不会管你。”后来，姚秀荣再去监督案子时，第一件事就是向对方背诵《代表法》。 听姚秀荣、卢靖之等人讲他们监督“一府两院”工作、维护《宪法》、法律实施的动人经历，记者第一次感到，人大代表可以当得这样理直气壮，这样荡气回肠。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河南省人大和焦作市人大都曾大力支持“七人小组”的工作，认为有了这样的代表，人大工作才好开展起来，创造出生动活泼的局面。更有人说，姚秀荣及七人小组是焦作的品牌，也是河南的品牌，如果能用好这样的品牌，焦作、河南在全国的形象都会焕然一新，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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