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信面对媒体侃侃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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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土地变革轨迹

　　编者按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齐齐哈尔市市委书记杨信的关于农村土地产权多元化改革试点的建议是他在农村基层工作了33年总结摸索并和有关专家探讨研究之后提出来的。

　　其实，杨信这个建议的提出，不仅仅代表了他个人的观点，在北京，在广东，学术界也已经就土地制度问题进行过不少的研讨。

　　农民的生活水平的确提高了，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城市，和我们全面实现小康的目标相差甚远，也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

　　怎么办？生产力范畴内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从生产关系角度考虑解决。要想使农民从根本上实现小康的目标，必须在调整生产关系上下工夫，只有生产关系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才能获得生产力的大幅度的跃进式的解放和发展。

　　邓小平曾经说过，“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要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只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有巨大的作用力——这，是谁也更改不了的一条客观规律。

　　杨信的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的建议，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颖的改革思路。我们刊发有关杨信关于农村土地改革试点建议方面的报道，旨在抛砖引玉，请社会、法律、历史、农业等各个方面的专家和学者，共同参与讨论，无论是赞成的还是反对的，都可以畅所欲言。(来稿请寄本报新闻部，注明“讨论”字样；电子信箱：shengxueyou＠163.com)

　　杨信和他的“农村土地产权多元化”本报记者盛学友文／图2003年3月5日，首都北京，天高气爽。令世界瞩目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来自农业大省黑龙江的全国人大代表、齐齐哈尔市市长杨信，已经是第6次迈进这雄伟的人民大会堂了。每次人代会，他都有不同的感受。这次人代会，他最大的感受是，党的十六大的春风，给了人们更为开放的气息，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又被提高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2000年3月，在第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他提出的“农民承包土地的期限至少一百年以上不变”的建议，引起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农业部等有关领导的关注。今年，他提出的“关于进行农村土地产权多元化改革试点”的建议，也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五十多位代表的大力支持；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经济日报》、香港《大公报》等诸多新闻媒体，对他的这个建议或多或少地进行了报道。更让杨信高兴的是，为中央领导提供决策信息的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编的《经济动态》，对他的这个建议也进行了摘编。那么，作为拥有近六百万人口的黑龙江省第二大城市的一市之长，杨信为何对农民土地问题情有独钟呢？他的这个备受关注的“关于农村土地产权多元化改革试点”的建议，是在什么情况下总结并提出来的呢？带着诸多疑问，4月中旬，记者专程赶往鹤城之乡——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对刚刚晋升为市委书记的杨信进行了专访。

　　完善家庭承包责任制仍步履维艰

　　杨信1968年11月3日参加工作，那一年他才18岁。工作第一天，他就和当时的公社革委会主任一起下乡蹲点。杨信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儿子，出生在黑龙江省绥化市一个偏僻贫困的农村。他对脸朝黄土背朝天、祖祖辈辈靠一亩三分地繁衍生息的农民的酸甜苦辣有亲身的体会，因而对农民的感情很深厚。“他们的冷暖，我心里最清楚。”在办公室里，杨信动情地向记者讲述了他从当县委书记那天起，为改变农民兄弟的生活状况所付出的种种努力以及得到的经验和教训。杨信1986年担任黑龙江省庆安县县委书记，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对土地制度调查与思考了。庆安县是农业大县，142万亩耕地，三十多万人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们的生产意识也大大提高了。

　　但是，在杨信担任县委书记的3年时间里，他经常为一些解决不了和解决不好的问题而感到困惑和痛苦：一是为一部分贫困户问题感到头疼，如痴呆等智障的人，投资能力比较差的人，他们种地非常艰难，土地在他们手中效益非常差；二是感到农民手中的土地根本不够种。杨信当时算过一笔账，根据当时的调查和测算，在完全以手工操作劳动为主的生产力的条件下，平均一个劳动力应该至少拥有22亩以上的耕地才够种，但事实上，庆安县一个劳动力所占有的土地只有十来亩。劳动力的时间有一半以上是剩余的，是浪费的；三是为农民的出路问题寻找答案而着急上火，杨信说他当时也知道，光靠种植业一条路，农民根本富裕不起来，必须还要发展非农业，但是要想发展非农业产业，面临的问题是既缺资金又缺技术，发展农业带领农民完全致富，当时可谓步履艰难。

　　经过对以上问题的思考，杨信开始考虑如何从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问题上入手，寻找新的出路和支点，同时也多次发表文章进行过探讨和研究。“我当时从未怀疑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根本没有考虑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本身应该变革，只是在如何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问题上下了很大很多的工夫。”杨信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办互助农场：用有能力的人带动、帮助生活贫困和经营能力差的人，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联合经营，对土地采取联合、合作和入股的经营方式，按照当时比较时髦的话就是，用能人的脑袋加上穷人的手，产生了“1加1大于2”的效果，提高劳动生产率。地还是那些地，人还是那些人，优势互补以后，生产能力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也就随之提高了，而效率和效益又是成正比关系的，自然是农民得到了实惠。

　　对庆安县几百个互助农场的经验，《人民日报》、《农民日报》等中央级媒体均进行过报道，互助农场的经验连续3年作为农村深化改革重要经验在黑龙江省进行过介绍和推广。这种尝试改变了贫困户的生产生活面貌，提高了土地的产出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规模经营和分工分业。“但最大的弊端是，由于土地产权归集体所有，这种形式巩固不下来。”杨信一脸遗憾地说。

　　现行土地制度限制了转移和流动

　　1989年至1997年这8年时间，杨信在绥化地区当过4年主管农业的副专员，在大庆当过4年主管农业的副市长。他觉得土地经营的规模狭小，不仅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症结，也是影响农业生产效率的关键。要想提高农业的质量和生产效率，必须扩大规模经营。为此，杨信先后搞起了专业合作社即农民自我服务联合体的尝试。

　　大庆专业合作社主要是依托龙头小市场和养殖大户，创办诸如生猪合作社、奶牛合作社、养鸡合作社、大葱合作社等各种各样比较专业的合作社，这些做法虽然取得一些效果，专业合作社的经验也曾经向全国推广过，但这些只能是农民的短期行为，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1997年，杨信担任大庆市长，2000年，又被调到黑龙江省农委，4个月后再到齐齐哈尔市当市长，一直到2003年4月当选为市委书记——这6年来，他着力在转移农村劳动力上下功夫，“要想解决农民贫穷落后的生活状况，必须实现规模化的社会化大生产，要想实现大生产，又必须减少农民”。

　　当年在大庆，劳动力转移的效果比较好，到了齐齐哈尔市以后，杨信在两年多时间里又转移了三十多万个劳动力，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22%，这种转移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遇到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土地制度问题”。农民自己也知道，他们光靠种地肯定富裕不起来，但扔掉土地又舍不得，土地转移又不值钱，农民外出打工需要路费，务工经商需要本钱，转移的土地因为产权不是自己的，承包期又有限，受让者不肯多出钱，所以从根本上限制了农民的转移和土地的流动。

　　“中央一直提倡土地流转，但目前的土地制度又限制了土地的流转。”为此，杨信从2000年开始研究土地制度改革问题，认识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解决集体经济条件下的生产队大锅饭等问题是一个历史性进步，也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其弊端越来越显现出来，已经不再符合当今市场经济下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比如产权与经营权脱离，浪费土地和人力资源，限制流转和外部资金的注入，无法解决短期行为，不符合市场化运作的规律……这些都限制了市场经济体制完善。任何事物都不会是尽善尽美、一成不变的，现行土地制度也必须进行深化改革和完善。“但是，由于当时我的思想还不够解放，我想到的办法就是延长承包期，在2000年的一次全国人代会上，我建议农村土地的承包期延长到一百年以上不变。当时，有的中央机关同志向我要过我的这个发言材料。”杨信的建议提交到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后，农业部给了他一个答复，“你的想法和国家当时研究的是一致的。”

　　“实际上是不一致的，”杨信就2003年提交的关于农村土地产权多元化的建议，对记者解释道，“实际上，我们流转的方式和性质是不同的。区别是：第一，农业部研究的是按照政策配置资源的方式进行的流转，我的流转是按照市场价值规律的流转；第二，我提出的是产权多元化、产权明晰化，他们研究的是产权不变的情况下的流转；第三，效果不同，政策配置资源、产权不变的情况下的流转是一个很漫长也很艰难的流转，是违背市场价值规律的流转，而我的产权多元化和产权明晰化的建议的内容是按照市场规律的流转。”

　　杨信说，他的这个关于农村土地产权多元化、产权明晰化的建议，可能很快就进行试点或者实施，“时间短的话，也就这几年的事儿”。(法律服务时报2003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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