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今报《“再不降价我们只有等死！”》一文刊发后，记者到辽宁省物价局探寻血透高价之谜遇阻。与此同时，一些血透患者家属也纷纷致电本报，强烈要求虚高的血透价格尽快降下来。

　　艰难探寻血透高价谜底

　　约好的采访泡汤

　　怀着沉重的使命感，带着患者的深深期待，昨日上午9时20分，记者按前一天和物价二处的李同志约好的时间来到辽宁省物价局。然而，针对记者提出的问题，物价二处的李同志说：“按照我们局里的规定，记者要采访，必须先和主管宣传的办公室联系才行。”记者只好来到办公室。

　　一位女同志在得知记者的来意后，很抱歉地说：“我们办公室只管接待，宣传采访的事得找综合法规处。”

　　随后，记者又来到综合法规处，却发现门已经上了锁。

　　记者只好再次来到办公室，要求这位女同志帮忙想想办法。“价格二处的崔处长去北京了，法规处又没人，我也帮不了你，你明天再来吧。”“那么多的血透患者在等着物价局的说法呢，多等一天，也许就会有交不起钱的患者坐着等死，要不你把法规处处长的手机号告诉我，我电话和他联系。”记者的心里不免有些焦急。“隋处长没有手机，我们这儿的人都没有手机。”办公室的女同志不紧不慢地说。“那你们的局长或者主管的副局长在家吗？”记者抱着最后一线希望。“都不在家，你明天再来吧。”

　　采访到此，已经无法继续。“明天再来”，记者知道这将意味着什么。走出办公室，站在走廊上的记者有些迷茫。就在这时，有人走进了离办公室不远的一个屋，记者灵机一动，跟着走了进去。“找谁呀，你？”屋里的女同志问道。“噢，我是法规处隋处长的亲戚，给他送点东西，可他却不在，你能告诉我他的手机号吗？我大老远的来一趟也不容易。”“亲戚呀，你等一会儿，我给你查查。”听到“亲戚”这个字眼，女同志显得很热情。“在这儿呢，给你。”女同志很快便递过来一个写着手机号的字条。

　　拨通电话，果然是隋处长。“隋处长，你好，我是《沈阳今报》的记者，想就沈阳市的血液透析价格一事采访一下价格二处的李同志，麻烦你帮忙打个招呼。”“不就采访吗？你直接去找李就得了，不用通过我。”隋处长似乎还很热情。“李同志说按照你们局里的规矩，必须得先到你这里，你看你是不是和他打个招呼。”“那好吧，你让李给我回个电话。”

　　来到价格二处，李同志正在打电话，见记者进来了，他示意记者坐下。

　　“隋处长同意你接受我的采访，让你给回个电话。”李似乎很惊讶，面带疑色地拨通了电话。“采访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站在旁边的记者依稀能听见电话那端隋处长的声音。“隋处长，记者要采访血透价格的事，崔处长又没在，我不好说话。”也许是听明白了李在电话中的暗示，隋处长再次和记者对话时立刻失去了开始时的热情。“崔处长去北京了，我也不在，你还是等明天吧，我们再沟通一下。”“隋处长，我们这个采访很急，不能再等明天了，你看下午行吧。”“那就下午吗？来之前给我打个电话。”隋处长很不情愿地说。

　　下午2时，记者拨通了隋处长的电话，“你和价格处的联系好了吗？我这就过去。”“行，你过来吧。”话音未落，那边好像有电话响起，“等等，你过五分钟再打过来吧。”五分钟后，当记者再次将电话打给隋处长时，隋处长显然态度变化很大，“愿意来你就来吧。”说完摞了电话。

　　14时38分，记者再次来到了辽宁省物价局。

　　隋处长的办公室门开着，看见记者来了，他开门见山地说：“你到底想采访什么内容？”当得知记者是在质疑辽宁省昂贵的血透费时，隋处长说：“你这个应该到辽宁省卫生厅去，和物价局没什么关系。”“既然辽宁省的血透价格是由物价部门定的，那就应该由物价部门来解释，我没有必要到卫生厅去，况且这个问题该采访哪个部门，我经过这些天的调查，早已心里有数，不用你来教我吧。”见隋处长似有推托之意，记者说。“那、那你就直接找李同志去呗，他就在办公室。”“可上午，李同志强调了他在接受采访之前必须得有你们这儿的允许，你得有个态度呀。”“我的态度就是你去找卫生厅。”听完隋处长的话，记者气愤难耐。“明明该你们管的事为什么偏要推到卫生厅！今天我就要你们物价局的解释。”也许是记者的情绪有些激动，隋处长一时无语，片刻，他说，“那你把李同志叫过来吧。”

　　如此推脱为了啥？

　　记者来到价格二处，门开着，却不见了李的身影。问问屋里的同事才知道，李刚才还在，突然就不见了。就在记者疑惑的时候，突然发现沙发旁的电脑桌上有两份关于一次性医疗器械的材料。一份是省物价局的一位副局长在今年3月26日的一次讲话材料，一份是《辽宁省医疗机构一次性医疗卫生用品价格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记者决定边看边等。在这位副局长的讲话材料中，记者发现了这样一段内容：……透析费用包括相关耗材在内，医疗机构不允许再向患者收取材料费……在《办法》中，记者也发现了这样一段内容：一次性医疗卫生用品要由政府按照加价率统一定价，经销产品的单位向医疗机构出售时，要将价格在物价部门登记……

　　记者在等待过程中，发现对门的价格二处处长室的门开着。“崔处长回来了？”记者寻思着，放下手中的材料向处长室走去。“请问崔处长在吗？”“他刚才还在呢，是不是到别的屋去了，我给你找找去。”“崔处长不是去北京了吗？”记者有些疑惑。“啊，他下午才从北京回来。”这位和崔处长同在一室办公的金处长慌忙改口说。金处长到旁边的屋找崔处长回来时说：“旁边的屋我都问了，都没看见崔处长，可能是出去办事儿了，你还是明天来吧。”“那你告诉我他的手机号，我和他联系，要不我明天来也得先和他联系。”“你给崔处长打手机不好吧，我也不知道他的手机号。”“那李同志的手机号呢，他的也行。”记者又问。“你给李打电话也没用，他跟崔处长在一起呢，可能在卫生厅。”对于记者的要求，金处长似乎很不满意。

　　崔处长去了哪？李同志又在哪？为什么偏偏在记者来到物价局的时候，他们两个会突然“消失”？为什么物价部门的人一会儿说崔处长在北京，一会儿又说他出去了，一会儿又说他与李在一起！记者仅仅是想问问辽宁省的血透价格究竟是依据什么而定，为何主管部门如此推托？难道辽宁省的血透价格真的有什么猫腻儿？

　　找不到崔处长和李同志，记者只好拿着手中的《办法》对金处长说：“你能不能把这个给我复印一份？”“你从哪弄的？那是我们内部的东西，还没成形，不允许你看，以后没准儿还得有大变动呢。”看到记者手中的《办法》，金处长很生气。

　　“继续等待还是明天再来？”从金处长的办公室出来，记者不停地做着思想斗争。各大医院里那些因为交不起高额的血透费用而面临放弃生命的尿毒症患者们又闪现在记者的脑海里，他们眼巴巴的神情让记者无所适从。等待！记者最终下了决心。

　　时间一秒秒地过去了，记者就这样坐在价格二处的办公室里静静等待，只为听到一个主管医疗器械价格的领导的解释，然而却是那样难。

　　17时30分，物价局已经下班，各办公室的人陆续开始收拾东西回家。“你这人也太执著了，明天再来吧。”金处长走过来说。

　　720元让人雪上加霜

　　在辽宁省物价局的尴尬采访令人愤慨，而在医院里等待降价的血透患者则令记者痛心。

　　少了往日的人头攒动，也少了许多往日焦急等待的患者家属，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这一切都与往日不同。昨日上午，记者随同辽宁省、市两级药品监督稽查人员来到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净化室时，看到了这样的一幕。随着稽查人员进入医生办公室之后，记者便又出来，来到了等候的患者家属中间。

　　不知道什么原因，很快就有人弄清楚了记者的身份。

　　“记者同志，你们要是不报道，我们还真不知道医院的暴利，不知道重复使用的危害呢。”

　　“现在一次性血透的价格太高了，都愁死我了。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很快，患者家属就围了上来，问题接踵而来。有一位患者家属显然很激动：“我坚决支持一次性使用，可是费用那么高，我们怎么活呀？”在安静的人群中，一句疑问如同水滴掉入了滚油中。

　　“如果有关物价部门再不重新制定价格，我们只能等死了。”“再这样下去，我就去申请安乐死！”“为什么规定一次性而价格却又那么高，真的要逼死我们吗？”诸如此类的问题，纷纷钻进记者耳朵。但记者心里却真的高兴，因为人们已经真正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看过昨日相关报道后，一位白发苍苍的大娘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我们也想用新的呀，可是价钱太贵了，现在我们已经把房子都卖掉了，还是没有钱呀！我们一般每周都要做两次血透，要是因为没钱做透析的话，超过两礼拜就得死。”

　　一位姓许的尿毒症患者家属告诉记者，自己的哥哥已经患病七年了，曾经做过换肾手术，在这七年当中几乎没有离开过血透。许说：“我哥哥已经花了四五十万看病了，现在我也把房子卖掉了，就为了给哥哥做血透。我亲眼看见有两个病友因没法支付高昂的血透费用而死了。”

　　另据患者家属李先生说：“沈阳某医院大概有50名尿毒症患者经常做透析，其中有2／3是自费，在没采取一次性使用透析器之前，首次800元(包括透析器和导管)，以后透析费400元／次，老患者可优惠到380元／次，如此大的费用一般家庭很难承担。自从媒体曝光后，现在医院采取一次性720元／次，这使我们雪上加霜，更加活不下去了。我们也希望使用一次性的透析器和导管，但目前透析耗材的价格已卖得有点离谱了，一支在国外仅几美元的透析器，到了国内竟标上了160元甚至更高的价格。我们最希望快点把一次性的透析产品价格降下来，救我们一条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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