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刘爽 李云虹

　　【提要】：1988年，全国人大代表中首次出现了律师的身影，今年召开的“两会”中，律师的人数增加到13人。15年的风雨中，律师作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走到了参政议政的前沿。几经风雨，几经沧桑，中国律师艰难前行。

　　律师走上参政的前台

　　三月初的北京，乍暖还寒。

　　来自重庆的韩德云律师却感觉不到天气的无常。这位曾留学美国，在洛杉矶加州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律课程，同时研究美国法律的“海归派”人士，此时有了一个足以让他的美国同事羡慕的新头衔：全国人大代表。

　　今年在北京召开的“两会”因为换届和选举新的国家领导人而备受世人瞩目。而同样令人瞩目的是，在今年参加“两会”的人员当中，韩律师找到了更多的中国同行。

　　比韩律师更兴奋的是全国政协委员高宗泽。作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的会长，他向《法律与生活》半月刊记者细数这次参加“两会”的律师。

　　8位全国人大代表和5位全国政协委员具有律师身份，有媒体称之为“历史性突破”，新华社为此发了一条题为《传达出更响亮的法律之声》的电讯。

　　“中国律师事业的发展、律师地位的提高与国家的繁荣富强联系紧密。”有“大律师”之称，精通英语和德语，同时担任国际律师联盟副主席的高宗泽更看重律师庄严的责任和使命，“依法治国战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呼唤着法律人才的涌现。律师已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体，虽然没设单独界别，但律师事业愈益受到重视，律师已成为参政议政的一支重要力量。”

　　来自黑龙江的伍增荣律师已做了十年的人大代表，她是九届人大的常委，这次又连任常委。黑龙江另一位女律师迟夙生、陕西的张燕律师以及广东的陈紫芸律师也是“老代表”。全国人大代表中的新面孔除重庆的韩德云律师外，还有山东的杨伟程律师、北京的许智慧和广东的陈舒律师。

　　而在全国政协中，除高宗泽外，拥有律师身份的还有天津的何悦、北京的谢朝华、湖北的吴德立、贵州的李汉宇。政协特邀的香港人士中律师委员也很多，有9位。

　　“在参政议政方面，律师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高宗泽在分析律师代表和律师委员增多的原因时说，“由于律师的接触对象涉及社会的各个阶层，企业、个人，犯罪嫌疑人，社会困难群体等，律师对社会矛盾有着深刻而广泛的了解。他们在工作中直接接触司法部门和行政执法部门，把发现的问题通过人大、政协向上反映，可以充分发挥对司法权和行政权的监督职能。律师跻身政治舞台，说明国家越来越重视律师的作用。”

　　“律师参政议政是政治文明的进步，说明律师的地位越来越高。”一位法律学者对《法律与生活》半月刊记者说，“律师是重要的法律资源，一个社会中律师地位的高低是和法治化的程度成正比的。迄今为止，美国的50多位总统中有23位出身于律师，国会中有60%以上的议员曾执行过律师职务，法官、检察官一般都由具有律师资格的人担任。这当然不是对律师的偏好，而是因为律师的专业背景和知识结构有利于国家治理。律师在社会生活中能够发挥较大作用的基本原因是律师在维护人权和正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

　　“但把十几位律师参加‘两会’说成是‘历史性突破’有点言过其实。”这位学者回忆说，“在1949年的一届政协会议上，当时还没有人大，政协其实就是最高权力机关，662名代表中，有14位律师，选出的180名委员中，有9位律师。那是多大的比例，现在没法比。所以说律师是重登政治舞台还比较恰当。” 议政殿堂响亮而独特的声音 在中国人大的历史上，有一个极具历史意义的一幕是和一位叫王工的律师联系在一起的。

　　1988年，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式，在表决通过政府工作报告决议时，作为第一位具有律师身份的人大代表，王工站起来连续四次即席发言，电视直播的画面立时传遍世界。中国律师一开始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就以鲜明的形象出现在国人和世界面前。代表们的热烈掌声，无疑是对这位律师代表的赞赏。当时有舆论指出：人大代表在万众瞩目下从代表席上站起来公开发表不同意见，这一非凡的举动，预示着一个法治时代的到来。

　　15年来，前后几任律师界的代表和委员一直努力地在中国最高的议政殿堂发出自己响亮而独特的声音。

　　王工在5年的任期内提出的议案和建议数量之多连他自己都数不清，“三百多件吧”，“建议制定《律师法》”的议案就是由他领衔提出的。

　　伍增荣律师等32名代表“关于增加全国人大代表名额中法律界专业人士比例的建议”引起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重视，近几年来，全国各级人大、政协中法律界人士数量、作用的全面增加，代表们“知情知政”条件的改善，伍增荣律师的努力功不可没。

　　1998年，陈紫芸律师提出修改《婚姻法》的议案。改革开放后，在沿海地区一些先富起来的人群中，“包二奶”现象日益严重，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正常的婚姻关系也受到极大的破坏。她在议案中提出，法律应明确禁止“包二奶”行为，并对无过错方给予赔偿。这一意见受到各界的高度重视，并写进了修改后的《婚姻法》。 从1980年起就当律师、戏称自己是“中国律师发展活化石”并一直坚持免费接受咨询的迟夙生律师，在九届全国人大期间曾提出建议，对未成年人的犯罪案应减半收费，如果经济有困难，应尽量提供法律援助，让他们知道社会还在关怀他们。这位性格开朗、快人快语的女律师在接受《法律与生活》半月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她今年带来了一些建议，比如规范法律服务市场，“现在律师事务所和法律服务所并存造成了市场的混乱，应立即对大中城市的法律服务所予以整顿治理。”她还对法官队伍建设提出建议：“法院人员要进行大换血，采取末位淘汰制，每年淘汰10％，由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人员补充上去。这样用不了几年的时间，法官的整体素质将会明显提高，这对中国法制建设有很重要的意义。”

　　“我是做律师的，在工作实践中很深切地感受到应尽快出台新的税收征管法。”张燕律师在去年就提出修改现行税收征管法的议案，“因为现行的税收征管法存在与有关法律不衔接、不配套的问题，在实践中难以操作。”这几年张燕律师提出的有关修改刑法、合同法的议案及有关加强社会保障的建议都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她今年带来的议案涉及制定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法以及修订刑事诉讼法有关监视居住条款以避免变相拘禁等内容。

　　在今年的“两会”上，包括全国律师协会会长高宗泽在内的不少律师界的代表和委员都提出了关于废止《刑法》第306条有关律师伪证罪规定的议案和建议。

　　其实，在近几年的人大会上，每年都有修改《刑法》306条的议案和建议。张燕律师对此很无奈：“我们多次提出修改《刑法》第306条。我认为第306条是对律师的歧视条款，不符合立法原则。可惜一直没有列入立法计划。”

　　“《刑法》第306条是惟一一条以律师为犯罪主体的条文，这一法条从诞生之日起，就给广大的律师设下了一个陷阱。”高宗泽颇为激动，“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伪证罪的主体，为什么把律师单列出来呢？这是有违我国法律公平原则的。”

　　律师代表和委员不仅仅为律师行业维权而呐喊呼号，他们还把目光投向更远。

　　韩德云律师今年带来了两个议案和一些建议。关于法律援助的立法问题，韩律师认为应规定“提供法律援助是政府的义务”，应设立公职律师，专门从事法律援助工作。他还提议为司法鉴定立法，以改变目前的混乱状况。韩律师还提出了全面修改治安处罚条例以规范和制约公安机关的行为以及立即废止劳动教养制度的建议。 杨伟程律师是律师界惟一的全国劳动模范，今年经过深思熟虑，他带来了“关于改变政府职能，建立廉洁、高效、透明政府的建议”。“政府必须受到监督，公权不能寻租，权力必须是有限的。”这位57岁的新代表在指点江山时颇有政治家的风度。

　　在今年的“两会”上，陈舒律师等30名人大代表提交议案，建议修订《工会法》，以切实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他们呼吁政府应正视和解决对农民工的制度性歧视问题，为进城的农民提供公平的就业和生活环境。这表明我们的社会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正以更强烈的声音、更权威的话语为农民工的权益鼓与呼。

　　律师不应只扮演挣钱的角色

　　有观察人士认为，人大的性质和立法、监督的职能，决定了包括律师在内的法律专业人士将会在政治舞台上有更广阔的天地和更大的发展空间，律师介入政治生活现在仅仅是一个开端。

　　韩德云律师在这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前就曾做了一件在中国立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作，这使他的人大代表身份犹如他的满脸络腮胡须一样引人注目。

　　2002年年初，重庆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委托韩德云律师所在的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起草《重庆市物业管理条例(草案)》。委托职业律师事务所独立起草地方法规草案，不仅在重庆，在全国也是首例。这种开门立法的方式能够防止和纠正立法中部门利益倾向和地方保护主义。

　　韩德云与所里的其他11名律师经过半年多的紧张工作拿出草案，经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三读程序后，于2002年11月1日起正式实施。

　　虽是第一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律师对立法已经有了难得的实践经验和入木三分的深刻体会，他把律师和法学理论专家比做执业医生和医学理论专家的关系。

　　韩德云律师说；“对于一个病人，医学理论专家可能知道这个病人的病因如何，应该采取何种治疗方法，但真正要动手术、开处方只能由取得执照的执业医生来做。同样道理，对于都掌握了法学理论知识的律师和法学理论专家而言，显然是律师比法学理论专家更富实际操作经验。因此，由律师起草的法律法规比由专家起草的法律法规更具可操作性。”值得一提的是，在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归国留学人员一同创办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前，韩德云曾经是法学院的教授。

　　“承担起草地方性法规的工作确实影响了所里的一些正常业务，但是我们认为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应该为公共事业做一些事情，律师不应只扮演挣钱的角色，还应该在更广阔的社会舞台上，推进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韩德云律师的目光显然跳出了律师作为自由职业者所具有的经济属性。

　　索通律师事务所参与此次立法活动所获得的经验，尤其是在立法技术和制度上对中国地方立法，乃至未来的律师如何参与国家民主政治生活的其他层面，提供了一个生动而富有实证意义的范例。

　　杨伟程律师在这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前当过5年的山东省人大代表。“在代表中我享有‘四大员’的美誉：代表的法律咨询员，依法治国的宣传员，审议报告的发言员，提案和建议的审核员。”由于有相关的法律知识背景，他在履行人大代表职责时，不论是在立法上还是监督上以及调研方面都“稳准狠”，被监督的单位也心服口服。一位法院的院长曾经说过：“杨代表能监督到点子上。”

　　“律师本身就是民主政治的产物。”杨伟程律师说，“律师从政，对依法治国有重要意义。今年山东省在各级人大、政协换届中，有184名律师当选代表和委员，从法律地位上保障了律师建言献策的权利。”

　　“应该有更多的律师，包括法律专家从政，这是一种潮流和趋势。”一位法律学者认为，“只有立法者和政府工作人员中的法律专业人士多了，才能确保权力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现在我们的立法质量和执法状况都不理想，一部法律通过之后还要反复修改，违法行政屡禁不止，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还很不到位，这些都与律师和法律专业人士介入政治活动太少有关。”

　　风雨中艰难前行

　　中国人头脑中的律师形象大都来自外国影视剧。一提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律师，人们就很容易联想到浅色的发套、深色的着装、严谨的举止、丰厚的收入等。律师制度是一种舶来品，律师文化和律师制度在中国这个人治传统悠久的国度水土不服也在所难免。

　　作为中华律师协会会长，高宗泽向记者回顾了我国律师行业艰辛的发展过程。

　　新中国建立后，六法全书被废除，旧的律师制度废止，1955年逐步恢复，1957年时全国才2000多名律师，主要集中在大城市。1957年“反右”以后，律师制度又停止了，98％的律师都被打成右派。曲曲折折30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律师制度才得以全面恢复发展。

　　1996年，八届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标志着我国律师制度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标志着中国民主法制建设取得重要进步。律师队伍也从重建之初的200余人发展到近12万人，律师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民主法制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应当看到，我国的律师制度和律师队伍现状，与建设法治国家和与国际接轨的要求还存在明显的差距。”作为中国律师协会的掌门人，高宗泽非常清醒。

　　从律师占总人口的比例来看，我国律师近12万人，其中专职律师还不到8万人，占我国总人口的比例还不到万分之一。美国有近100万律师，达到万分之30以上，巴西达到万分之20，香港也有万分之10。所以，小平同志曾说过，中国有50万律师也不算多。

　　杨伟程律师作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的副会长，他认为：“从行业的角度看，律师行业还没有达到它应有的规模。人数少、规模小、专业化程度低、万金油式的律师多，这些都影响和制约了律师职业功能的发挥。美国规模大的律师事务所有两三千名执业律师，专业分工非常细。我们现在这样的状况，将来怎么去和人家竞争？” “律师从业人员自身的素质也亟待提高，这不仅仅是业务素质的提高，还包括自身其他方面综合素质的大幅提高。而且，我们还要避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产生。”高宗泽忧心忡忡地说，“我们有近一半的律师仅仅是专科学历，懂外语、熟悉国外法律和国际贸易规则的律师更是凤毛麟角。一些律师心态浮躁，不切实际地包装自己、标榜自己，留过学的不懂外文，博士毕业的不会自己写论文等等。现在有少数律师为金钱和利益所驱使，成了‘诉棍’，严重影响了律师的公信力，是害群之马。”

　　“律师这个职业，所面对的都是拥有权力的机关和部门，只能依靠自己的知识、勤奋以及敬业精神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使法律能够正确实施。”迟夙生律师向记者介绍了她的切身感受，“做律师应当脚踏实地。案子一审输了，还有二审，二审赢不了，还有再审。总而言之，要继续往下打，如果你继续坚持这样来打官司的话，打出骨气来的话，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就不愿意按照潜规则来办事了，绝大多数的公民也是愿意走这样的一条诉讼路的。”

　　“在实践当中，我们这么做了，也没有得到什么坏处，而且我们律师事务所的效益在我们当地是第一。从我们所的实践经验来看，只要律师勤勤恳恳地钻研法律，反而胜诉率极高。”迟夙荣自信地说。 几年前，辽宁有三个律师因与法官发生分歧而被法官当即轰出法庭，此事引起全国震动，这说明律师执业环境，在某些地方还极端恶劣。

　　“我们作为律师界的代表，一直在为改善律师的执业环境，维护律师的基本权利而奋争。”

　　“如果律师连自己的权利都维护不了，还怎么去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还怎么去维护正义？”

　　“律师事业的发展和律师社会地位的提高，与我们国家的司法改革和民主与法制进程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在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民主的伟大进程中，律师一定是大有作为的！”

　　高宗泽会长的目光深邃而坚毅。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3年4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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