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记者杭晓琳／报道 李志茵 黄辉／摄影

　　下乡期间，她当了8年卫生员；回上海后，先在集体企业任厂医，后来一直在地段医院做医生；她离过婚，一直举报自己供职的医院违法使用医疗器械。

　　我来到女医生的家

　　书房里有一台486电脑，陈晓兰用它整理资料，写举报信，和我互通邮件。

　　在电话里，陈晓兰告诉我，她住在闸北区北部一个普通的小区内。小区的门牌号排列不规范，我费了好大工夫才找到她家。

　　开门的是陈晓兰，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之前只在电话中聊过，她的声音清爽干练，与眼前这个脸庞消瘦、肤色暗黄，眼角、嘴角布满了皱纹的女人很难“对号入座”。

　　进门是客厅，20多平方米。客厅里有一张陈旧的淡色双人沙发，对面是一台彩电，沙发旁摆放着一只一米高的木柜子，吃饭用的四方桌紧贴另一端墙角，靠近厨房。

　　穿过客厅，是陈晓兰和女儿共同的卧室，房门开着，我没进去，只看见了床脚，是那种老式的垫着棕绷的床。

　　陈晓兰的女儿正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披肩长发，肤色挺白的，长得不像她妈。陈晓兰习惯叫她“贝妮”。贝妮是姿生堂化妆品的销售员，工作日是隔天的，这天正好休息。

　　我和陈晓兰坐在书房里聊。书房呈狭长形，8平方米左右，房里除了两只书柜外，最醒目的是书桌上那台486电脑，14寸的显示器置于宽大的桌身上极不自然。这是陈晓兰最好的朋友送的，是她的宝贝。她用它整理资料，写举报信，和我互通邮件。

　　桌上放着几张信纸，写满了字，上面有许多修改符号。这是封举报信，要寄给上海市政协，内容是关于医院违法使用激光输液疗法、危害患者生命健康的。我来之前，她正将信的内容输入电脑。

　　我想让她详细讲述5年多来的上访经历，她让我先看看电脑中的资料，自己走了出去，再回来时，一手捧着个装满糖果的饼干盒，一手抱着瓶1.25升装的可乐。我说不吃，她说：“吃点吧，你也是个小女孩嘛。”

　　她向我讲述了辛酸的上访经历

　　陈晓兰总是说：“医生怎么能骗人呢。”

　　1997年，陈晓兰还是广中路地段医院的医生。当时医院买了几台“光量子透射治疗仪”，病人在输液前，瓶中的液体先充氧后流经治疗仪，经光照后再输入病人体内。院方称之为激光照射，照一次40元。一时间，所有病人突然都需要输液，而且输液前都必须接受“激光”照射。

　　“有些药经氧化光照后，药性会改变，再输入病人体内安全吗？”出于好奇，陈晓兰特地去看了治疗仪。机身上印着3个醒目的字母“ZWG”，“这分明就是紫外光的拼音缩写！”陈晓兰是理疗科的医生，学过医用物理，“即使只有最基本的物理常识，也知道紫外光和激光根本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光。”

　　她立即把这一发现告诉了其他医生和院长。结果在一次医院全体职工大会上，院长宣布：禁止任何人说光量子治疗仪使用的不是激光。

　　陈晓兰去了虹口区卫生局和上海市卫生局。1998年7月，广中路地段医院被禁用“光量子透射治疗仪”；11月，院方以陈晓兰自动离职为由与她解除劳动关系。

　　从此，陈晓兰开始了她的上访之路。

　　2000年6月，经上海市信访办协调，陈晓兰被调往彭浦地段医院，任理疗科医生。广中路地段医院补发陈晓兰两年的工资，并补缴四金。

　　2001年2月1日，陈晓兰正式到彭浦医院上班。10月，医院开始使用一种鼻激光治疗仪，声称激光照射鼻腔后，能消除人体各系统的疾病。凭着基本的医学常识，陈晓兰觉得这是夸大了鼻激光的治疗功能，遂写信向有关部门作了反映。

　　2002年4月，彭浦地段医院被迫停止使用鼻激光。紧接着医院又推出了“激光血管内照射”。“这还了得，鼻激光至少不伤人，现在将药和激光同时注入病人血管内，肯定有问题的。”她又开始成了市卫生局和市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常客。

　　2003年1月，陈晓兰刚满50岁，医院就替她办理了退休手续，并声称可能无法支付退休工资，理由是广中路地段医院没有为她交纳四金。

　　陈晓兰讲述这段上访经历时，依旧激动，总是说：“医生怎么能骗人呢。”

　　房间的窗户开着，我觉得冷，起身关窗，她说：“房间小，我怕你缺氧，才开窗的。”说完，她又走了出去，回来时拿着件滑雪衫，是贝妮的，她让我穿上，我不肯，她说：“你穿得太少，会感冒的。”我拗不过她，穿上了，真的暖和不少。和陈晓兰一家共进晚餐

　　吃饭的时候，陈晓兰总结了一条上访经验：上访要具备教授的头脑，无赖的脸皮，政客的手段，运动员的体力，如果能有足够的财力就是锦上添花了。

　　交谈中，陈晓兰常提起她的父母。“从一开始，他们就是相信我的。”

　　书房的书桌上放着一只相框，里面有两张相片，上下并列，画面是灵堂。相框前放着一只小小的香炉，炉里残留着一些香灰。

　　其实进门时我就看到了相框，也猜出照片上两位长者的身份。我犹豫很久，要问吗？最后还是决定问。陈晓兰哭了，聊了几小时，这是她第一次哭，如我所料，此刻，我觉得自己真有些残忍。

　　陈晓兰哭，为了没能尽心照顾父母，也为了两年来的孤独。

　　陈晓兰的大姐53岁，至今未婚，逢年过节才与她联络；二姐51岁，退休在家，与陈晓兰已互不来往；弟弟48岁，很早便去了澳洲定居，父亲过世时回来过一次，之后再也没回来，只是和陈晓兰通过电话。

　　陈晓兰说起父母就会哭，我正不知所措，贝妮突然在外头问我们要不要吃晚饭，我说不饿，她说：“已经七点了，你肯定不习惯这么晚吃饭吧。”经她提醒，才发现真是晚了，窗外一片漆黑，居然没有察觉。

　　我觉得不好意思，想走，又没采访完，正犹豫着，贝妮已出门了。

　　贝妮是陈晓兰一手带大的。1981年，法院判决陈晓兰和丈夫离婚，她独自带着刚满3岁的女儿生活到现在。

　　“贝妮一直说她习惯了，如果有个爸爸，她反而觉得怪。”贝妮小时候喜欢和男孩玩，足球踢得比男孩还棒，却不会跳皮筋。

　　20分钟不到，贝妮拎着一桶肯德基外带全家餐回来了。我和陈晓兰在餐桌边坐下，自顾自地吃了起来，贝妮走到一边打电话。起初不在意，听了几句，居然是投诉电话。原来贝妮是打车去买晚餐的，司机找回了一张50元，贝妮拿着去买肯德基，对方说这是假币。贝妮没拿车票，却记得司机的工作证号码。我说没拿车票人家不会认账的，贝妮说：“那也得投诉，这样骗人，太过分了。”

　　吃饭的时候，陈晓兰和贝妮聊着那封信的内容，贝妮不时的提些意见。经过5年多的上访，陈晓兰总结了一个经验：上访要具备教授的头脑，无赖的脸皮，政客的手段，运动员的体力，如果能有足够的财力就是锦上添花了。我听了直笑，贝妮也笑。

　　她像妈妈一样关心我

　　楼道的灯坏了，陈晓兰打着手电送我。顺着手电的光，看着脚下的台阶，听着她说“小心啊”，一步一步朝下走。

　　晚饭后，陈晓兰替我泡了茶，说是能解油腻，我端着茶杯，不烫，手心暖暖的，继续听她说。

　　陈晓兰16岁下乡去了江西，3年后调去安徽，一呆就是8年。这8年中，她一直是村卫生所的卫生员。回上海后，她被分配到沪光电器五金厂，成了一名厂医。1988年，工厂倒闭，2年后，进入同心地段医院工作(该院于1996年与广中路地段医院合并)。

　　陈晓兰通过自学考取得了大专学历，以及医师执业资格证书。

　　我让她说说学医的经历，她想了想，说了一件事：

　　下乡时，一次卫生所里收治了一个患肺炎的病人。病人在治疗时突然想吐，主治医生连忙抬起病人的身体，结果被吐了一身。陈晓兰让医生先把脏衣服换了，他不肯，直到将病人安顿好，走出诊室，才脱去被弄脏的外衣，说是不能在病人面前换衣服，病人会觉得医生嫌脏。陈晓兰问他为什么要抱着病人，他说，坐起来吐不会窒息。

　　采访完已经晚上9点了。陈晓兰坚持要送我到车站，我不肯，她说晚上女孩子一个人不安全。我答应了，我发现自己总是拗不过她。

　　楼道的灯坏了，陈晓兰打着手电走在前面，我顺着手电的光，看着脚下的台阶，听着她说“小心啊”，一步一步朝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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