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1日，资产超过8亿的私营企业家、浙江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当选为浙江省政协副主席，他是以浙江省工商联会长的身份当选这一职务的。

　　而在此前一个多星期，在重庆，同为私营企业家的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也当选为重庆市政协副主席。这是私营企业家首次进入省级政协领导班子。尹的另一个身份是重庆市工商联会长。

　　浙江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从2002年7月起担任浙江省工商业联合会会长。这也是浙江省工商联从1952年成立以来，第一次由新一代非公有制企业代表人士担当“掌门人”。在去年的地方工商联换届时，一共有三位民营企业家当选为省级工商联的会长。另一位是贵州神奇集团董事局主席、省工商联会长张庭芝。当时即有分析人士说，这是私营企业家将登上政治舞台的一个强烈信号。

　　最近陆续结束的地方两会传递出的消息给上述判断加了一个注脚。在中国首都北京市今年的两会上，在新选举产生的代表和委员中，新阶层令人瞩目。北京市十二届人大代表中，仅民营企业家人数就有15人，大大超过上届；市政协十届委员中，非公经济人士有47人，比上届增加了17人。在上海、在辽宁、在河北、在青海……人们也都看到了同样的情况。

　　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的电文如此表述：“在中共十六大结束后的短短两个月里，一批非公经济人士迅速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其数量之众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罕见。”

　　事实上，非公经济人士活跃于地方人大和政协已经不是新鲜事。只不过在此之前，他们从来没有担任过省级职务。据全国工商联的统计，在过去的五年中，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担任县以上各级人大代表的有9065名，担任县以上各级政协委员的有32025名。

　　更加乐观的判断是，在今年3月将召开的全国两会期间，非公经济人士也必然会是一道特殊的风景。

　　觉醒的阶层意识

　　继中共十六大上出现非公经济人士代表后，新阶层人物大量出现在中国全国各地各级立法机构和参政议政机构中，具有很强的现实和象征意义。

　　去年由著名社会学者陆学艺主持的一项研究即指出，私营企业主阶层的阶层意识在逐渐产生。报告认为，随着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私营企业主阶层日益发育壮大，他们之间的共性特征日渐突出，他们自己也在逐渐形成大致相同的看法，这主要集中在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上。

　　一是私营企业主普遍关心自己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政治地位，实质上也就是关心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二是关心自己的合法权益，特别是他们的私有财产的安全。

　　北京大学人大与议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蔡定剑也认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随着新阶层经济实力的雄厚，他们必然追求政治上的发言权。”

　　社会学家吴志诚说，这既打消了像尹明善一样“先富起来的人”对自己财富安全的担心，又正式确定了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地位。

　　他说，“新社会阶层寻求社会荣誉和政治待遇的强烈愿望，正在得到国家进一步承认。这是中国推进政治民主化的重要体现。”

　　截止到2001年，私营企业增长到221.52万户，从业人员增加到2930.61万人，注册资金增加到21042.79亿元，产值增长到7371.83亿元。

　　双重身份的平衡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些新登上政治舞台的非公经济人士都是新的社会阶层的代言人。而且，新登上政治舞台的非公经济人士表达了强烈的参政议政意愿。

　　拥有2亿多元固定资产的新当选北京市人大代表王建华对新华社记者说：“我要认真倾听和反映非公有制经济界的建议和呼声，把我们的意见上升为国家意志。”

　　尹明善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曾表示，当好副主席还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在学习中实践，认真倾听和反映非公有制经济界的建议和呼声，参大政、议大事，为促进全市非公有制经济的大发展而不懈地努力。”

　　徐冠巨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作为政协副主席，一定要担当好党和政府联系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桥梁，担当好政府管理非公有制经济的助手。

　　新华社的报道认为，更多的非公经济代表、委员表现了令人惊叹的责任感和开阔视野。他们的议案、提案往往超越了个人涉及的产业和领域，而是关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很显然，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作为一个私营企业家，和作为代表公共利益代表者的政协副主席之间，如何平衡两者的关系？徐的说法是，拥有财富即是一种责任，财富越多，对社会的贡献也越大，所以组织上也支持他们搞好企业。尹当选为工商联会长时的一番话也许可以做一个注解。他说，以前有一种片面认识，就是只考虑全力当好会长，干好工商联工作，至于企业的事似乎就没有这么重要了。现在觉得办好企业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企业做大做强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才能落到实处。

　　私营企业主的政治生态

　　陆学艺主持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将私营企业主阶层划分十大社会阶层之一。

　　报告指出，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成员最初主要来自于乡村和城镇社会的较低阶层。但在1992年以后，具有文化专业知识的原国有和集体企业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机关干部开始大量加入这一阶层，使这一阶层的社会形象和社会地位有了极大提高。但是，由于传统意识形态的阻碍，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地位一直无法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他们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受到很大局限。

　　报告认为，尽管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和阶层队伍的扩大，私营企业主阶层一定会提出相应的政治要求，并实现一定的政治参与，以表达其阶层意识和合法权益。但从总体上看，他们尚未形成自觉的、统一的政治要求。他们中的多数人在政治上仅有一种自我保护的反应，只有一部分综合素质较高、经济实力较强的人，开始积极地将自己普遍关心的问题提升为政治要求，并努力在一定的场合以一定的方式反映出来。

　　该报告把已经产生政治要求的私营企业主分为两类。第一类私营企业主形成了一些较为具体的政治要求，但尚未直接参与政治。

　　第二类有政治要求的私营企业主则已经较为直接地参与政治，并已经获得一定的政治安排。

　　但是报告表示，对于大多数私营企业主来说，政治参与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参与政治是需要一定条件的，比如，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在本地区有较大的影响，本人多少能够超脱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既有政治参与的兴趣，又有一定的参政议政能力，等等。也有一些私营企业主其实已经具备这些条件，但他们在商言商，对参政议政的兴趣不大，热情不高。

　　也许这是中国私营企业家政治生态最新的表述。不过很显然，在中共十六大之后，这种生态正以惊人的速度发生着变化。

　　私营企业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演出才刚刚开始。本报记者文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