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从业人员收受采访对象钱财究竟是“违纪违规”行为还是“受贿罪”或“敲诈勒索罪”，尚无施法先例，因此本案将影响深远。

　　“央视记者”涉嫌敲诈巨款案内幕

　　外滩记者陈洪标／报道

　　2001年7月，24岁的方立建从北京广播电视学院毕业。8月，他进入中央电视台一栏目组工作。9月，方被领导安排前往浙江东阳调查一起“非法买卖土地、手续不全、建造劣质楼房”的投诉。这是方立建进入央视后的第一个采访任务。

　　然而，这次采访并不顺利。两个月后，2001年11月1日，方被杭州警方以“涉嫌敲诈60万元”名义拘留。随后，当地检察院以“涉嫌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立案，但没有提起公诉。半年之后，检察院又撤消原指控，改以“涉嫌敲诈勒索”向法院提起公诉。

　　2002年7月，此案突起波澜——在第一次庭审中，检察院以“事实证据有变化”撤回起诉。3个月后，检察院以同样罪名再次向对方提出公诉。

　　央视记者敲诈案在浙江当地引起极大关注，外界对其真实内幕猜测颇多。2002年12月12日，此案第二次开庭审理。

　　方立建的两次东阳之行

　　方立建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独子，父母都已50多岁，母亲早已退休在家，患有癌症的父亲经过几年的治疗，已有好转。

　　方立建究竟是主动敲诈勒索，还是被人陷害？经过前后6个多月调查和采访，本报记者基本了解了一年前，方立建两次东阳之行的大致经过。2001年9月，方所在的栏目组接到浙江东阳市群众的举报，反映当地一家房地产公司总经理李宝天“非法买卖土地、手续不全、建造劣质楼房”。讨论之后，栏目组让方立建去东阳市拍一个初步考察的素材片。9月24日，带着采访任务，方立建只身前往浙江东阳。方没有带设备，按计划他先到了义乌，与管辖东阳的地级市金华的一家电视台取得联系，谈好借用金华当地电视台的设备，两家联手采访。

　　随后，方与投诉者之一的陈为民取得联系。为了保证采访能顺利进行，不被干扰，方在电话中要求陈先不要声张，不要透露他的身份。

　　方的到来令陈为民非常兴奋。他和另一位住户连夜从东阳赶到义乌。

　　第二天，方立建与金华当地电视台的三位记者赶到东阳。他们先到吴宁镇人民东路、花园路等四五处的住户家里采访，并实地拍了录像。在这一天的采访中，方发现他们一直为人所跟踪。

　　第三天，方等人在吴宁镇找到被投诉的那家房地产公司。接待他们的是该公司副总——李宝天的弟弟。采访中，李宝天的弟弟拿出两条中华牌香烟递给方立建，但遭方立建拒绝。

　　晚上，李宝天两次打电话给方立建，要求跟方见面。方担心李另有企图，拒绝见面，并将当时的对话录了下来，作为证据。

　　当天晚上，方立建等人在东阳的一家宾馆住下。被采访的几户购房者担心方会被骚扰，为了保护记者，便守在方隔壁的房间内，准备随时应付出现的情况。

　　出于安全和避免不必要的麻烦等方面的考虑，方立建也留了个心眼。临睡前，他把自己的房间和“保镖”们的房间换了一下。

　　不出方立建所料，当天夜里，两个“小姐”来到方原先住的房间，说要找他好好聊聊，后见方不在才离去。由于有了这场遭遇之后，投诉者不仅对方立建更加信任。

　　在方立建采访结束之际，购房者考虑他回去途中的安全，特意包车把方立建送到杭州。下午平安到达杭州后，购房者在杭州市区吴山广场边的一家宾馆开了个房间，让方立建住一个晚上，第二天再坐火车回北京。

　　与护送者道别之后，方立建的手机就响个不停。电话是李宝天打来的，要求和方见上一面。

　　晚上8点多，李宝天来到方立建的房间。李与投诉者大相径庭、听似合理的说法，令方立建原先坚定立场开始松动。方立建开始怀疑原先的“一面之词”。

　　一番长谈之后，李宝天将方带到杭州市区文晖路上的一家宾馆洗桑拿，进一步“沟通”。

　　在洗澡过程中，李宝天一方面强调前面的理由，另一方面好言恳求方放过自己。李让方帮帮忙，把“实际情况”跟台里的领导讲讲。

　　方建议李通过当地政府与中央电视台协调，但李否定了这一提议。

　　李宝天送方回宾馆后，放下了6万元现金。第二天一大早，李又送来4万元，全权委托方立建去“摆平”台里的领导。方立建收下了钱，接受所谓的“全权委托”。

　　回到北京后，方立建把10万元存了起来，也没跟领导“沟通”。20多天过去后，领导要求看采访样片，并决定剪辑后播出。这时，方立建觉得问题严重了，打电话给李宝天，说这个事不好办，领导很重视这次采访。方提出让李来北京把钱取回去。李宝天回话说他没有时间，让方来杭州。2001年11月1日，带着10万元存单，方立建来到杭州。

　　然而，李宝天不肯收钱，坚持要与方交个“朋友”。不得已，方立建提议，他一分钱不收，但可以少播点。但李坚持不要播。

　　当天下午3点，方立建接到李宝天的电话，让他去杭州的星都宾馆。李宝天早在宾馆的大厅等候，见方到达，李带方进了宾馆的1001房。

　　在房间里，李把一个绿色的包放在了桌子上，里面是十五万元。”

　　方立建没有直接收钱，想考虑一下。李见此情况，说是不是担心剩下的钱不给你，我给你写张欠条好了。

　　李宝天随手拿了张纸写了张欠条给方，方没接，李宝天就把欠条放在了桌上。随后，李宝天又提出要录像带。

　　方立建很犹豫，在李宝天的再三要求下，方立建把带子拿了出来。李迅速将带子拿了过去，放进包里。

　　随后，李宝天打电话叫司机。没过一会儿，房间的门开了，警察冲了进来。冲进房间的是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的办案人员，他们以“涉嫌敲诈”将方立建拘留。

　　其实，早在11月1日方立建还没有到达杭州之前，李宝天已经与公安部门取得联系，并和公安部门一道在宾馆里安置好录音、摄像设备。

　　特殊的身份，特殊的案子

　　12月10日，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以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将方立建逮捕。12月21日，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在其提交给检察院的《起诉意见书》写道：“2001年9月至11月初，犯罪嫌疑人方立建利用自己中央电视台记者身份，在浙江东阳录制房地产纠纷的节目，并以要在央视播出(或待播状态)为由，先后二次对李宝天要挟，获得人民币60万元(已支付25万元)。”12月29日，此案移交至杭州市拱墅区检察院。

　　2002年2月4日，方立建的辩护律师向杭州市拱墅区检察院提出，起诉意见书指控的事实不清依据不足，定性有误。

　　方的辩护律师说，第一、方立建没有记者证，不具备记者身份；第二、方立建与中央电视台之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或录用合同)，中央电视台既不给其发放工资，也不给其享受中央电视台职工应有的劳动保险及福利待遇。其收入是按节目片被央视每播出一分钟500元计算报酬。若其录制的节目片未被央视采用，则分文不得。所以，方立建与中央电视台之间仅是一般的提供劳务关系，其并不是中央电视台的工作人员。

　　同时，律师认为，指控所提及“获得人民币60万元”与“已支付25万元”自相矛盾。方只收到李“请托费”10万元。至于后来的15万元，纯粹是李与公安人员为获取“罪证”而设下的“圈套”，不应也不能作为认定数额的依据。

　　因方立建的特殊身份和此案的特殊性，杭州市拱墅区检察院虽已立案，却无法对其行为进行定性，而迟迟未向法院提起公诉。半年之后，检察院撤销原有的指控，改为涉嫌敲诈勒索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其间，记者想对此案采访检察院，但遭拒绝。

　　70分钟的录音

　　2002年7月23日，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在庭审现场，检察机关向法院提交并播放了长达70分钟的警方录音，这是整个案子最重要的证据，它的播放占了庭审时间的一半。

　　当庭播放的录音，是李宝天和方立建第二次谈判的对话，是李报案后警方事先布控录下的。录音中有这样一段内容——

　　李追问：“节目为什么压不下来？”

　　方反复表示：“10万元还摆不平，我也是骑虎难下，弄得不好可能会因此毁了前途。”

　　庭审中，方称他在采访时调查到李的公司的土地获得渠道不合法，存在相关土地合同可能有假、将良田登记为荒漠以减少应缴费用等严重问题。而李在面对法院调查时表示：所有手续合法，而且和部分住户的纠纷也已调解好，之所以给方巨款，是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庭审时明确的基本事实还有：双方第一次面谈时，李叫来两名小姐到方的宾馆房间里，说是供他“娱乐娱乐”。

　　庭审不久，检察院以“本案事实、证据有变化”为由，撤回起诉。

　　2002年10月30日，检察院重新以“敲诈勒索罪“提起公诉，这次起诉中，检察院承认方“以退还10万元”的事实，称方以此“又向当事人敲诈人民币50万元”。

　　在2002年12月12日的庭审中，方的辩护律师仍然做了无罪辩护，认为应以“违纪违规”处理。

　　此案至今尚未判决。

　　此案与“黑哨”类似

　　此案公开审理后，记者试图采访中央电视台。但央视的态度非常谨慎，回答是“事情上面正在处理，其他一概不谈”。

　　因为一直无法和另一个当事人李宝天取得联系。记者找到了李宝天的弟弟。但他拒绝提供他哥哥的去向和联系方法。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当初住户以房屋质量问题和无法办理房产证向央视投诉后，曾向金华市中级法院起诉李宝天。然而方案开庭后，住户们与李宝天进行了庭外调解，原告撤回诉状。

　　此案公开审理之后，引起杭州法学界的关注。法律界人士认为，本案所反映出来的新闻行业的问题，与当前足球界存在的“黑哨”问题具有相似之处。新闻从业人员因此被司法机关以“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或“敲诈勒索罪”追究的尚无司法先例。因此可以预见的是，对本案的处理将对新闻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文中人物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