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际经验，如果说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经济政策追求的是效率，那么为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所需要的社会政策，就应当以公平为目标，防止出现过于严重的两极分化，缓和各阶层之间的矛盾。”

　　陆学艺：需要以公平为导向的社会政策

　　路径

　　南方周末：你对中国目前的现实持怎样一种判断？

　　陆学艺：现在总体发展较好，我对未来表示谨慎的乐观，这是第一个判断。第二个判断是全面实现小康，经济方面的目标比较实在一些，社会方面的问题比较大，难度也大，我提了三句话，全面实现小康要点在经济(经济是中心)，重点在农村(调整城乡关系)，难点在社会(调整社会结构要强调利益关系)。

　　南方周末：具体来看，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陆学艺：从目前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举世瞩目，但对社会结构的变化、对社会方面进步的研究和关注很不够，经济与社会之间发展不协调。

　　从2001年三个产业的产值来看，一产占15%左右，二产是50%多，三产是33%左右，而在劳动力就业方面，一产是50%，二产是20%多，三产是27%。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出现很大差别。如果两者能适应，中国好多问题就解决了，好多东西也就能卖出去了。

　　南方周末：那么中国现在的社会结构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

　　陆学艺：我想有两句话可以概括，第一句是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现代化社会群体结构的雏形，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出现了一个不断扩大的社会中间群体和企业家群体；

　　第二句话就是群体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群体位序已经在中国确立。这个位序的排列取决于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拥有量，谁的资源越多，谁在社会地位等级的排列次序中就越高。现代化的群体位序的确立，有利于现代化进程，有利于社会流动，人们经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获得上升的通道。

　　南方周末：为什么中国的社会群体结构发育滞后？

　　陆学艺：深层原因在于国家的社会政策的滞后和缺位。20多年来，中国社会群体结构的演变具有明显的自发性。人们关注的是经济的增长，在有些人看来，经济政策甚至可以替代社会政策，可以自发产生社会政策所需要的结果。然而，这恰恰是政策考虑上的一个严重的误区。

　　根据国际经验，如果说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经济政策追求的是效率，那么为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群体结构所需要的社会政策，就应当以公平为目标，通过各种再分配手段，防止出现过于严重的两极分化，缓和各群体之间的矛盾。

　　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现象是，越是有钱的人承担的社会负担和义务越轻，而越是没有钱的人所承担的社会负担和义务反倒越重。有资料显示，1996年，占城乡居民个人储蓄总额40%的富有群体所纳税额占全国个人所得税总额的比例还不到10%。所有这一切表明，在社会群体分化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政策还没有起到应有的调节作用。

　　与此同时，目前一些过时的制度安排尚未得到根本的改革，还在继续阻碍群体之间的相对自由的流动。其中最突出的是户籍制度，它使广大农民陷入结构性、制度性的机会不公状态，因而也就缺少适当的向上流动机会。

　　令人欣喜的是，十六大报告提出了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这绝对正确，要搞现代化必然要走这一步。

　　南方周末：目前中国的中间群体到底有多少？它未来的发展怎样？

　　陆学艺：按照我们的计算，我国中间群体占就业人口的18%，发达国家一般是40%以上。今后20年我们建设全面小康，中间群体每年要增加一个百分点，20年后可达到38%，那就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社会群体结构。要做到这一步，须进行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的创新，创新应遵循稳定、合作、共享、协调和保护弱者的原则。

　　客观上，各群体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如果国家在协调矛盾方面软弱无力，或者完全偏向某些群体的利益而漠视其他群体的利益，那么，社会各群体合作的可能性就会消失，冲突和对抗的可能会变成现实。在这方面，南亚和拉美的一些国家是我们的前车之鉴。

　　从近期看，社会政策创新的可操作方向是，从公正和公平的考虑出发，合理地配置公共资源。而其中最为有效的操作平台，是建立公正配置公共教育资源的制度，制定提高普通社会成员(尤其是困难群体)的竞争能力和技能的教育与培训政策。在市场经济社会，国民教育是促进经济增长、矫正各种过于不公平的起点条件，是保证社会的机会相对公平的最重要的制度设置。(陆学艺：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原所长)

　　□本报驻京记者邓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