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秋天，北京最好的季节。暖秋的一片金色中，充溢的是收获的喜悦。2002年的这个秋天尤其如此。菖蒲河公园开园了。红墙之下，古河道中，一道清澈的河水抖落历史的尘埃，蜿蜒东行。曾经被盖上盖板成了暗渠的菖蒲河，“沉睡”地下40余年后终于重展笑颜。芳草萋萋，流水脉脉，水中锦鲤嬉戏，岸上小桥多姿、亭廊呼应。开园仅4天，游客就达32万人。

　　　先农坛古坛区对外开放了。一度坛台成为学校的领操台、大殿成为火花四溅的车间，梁柱朽烂、大殿濒临坍塌的老北京九坛八庙之一、皇家祭祀之地，经过几年来坚持不懈的“收复失地”和有计划的大规模修缮，终于恢复了昔日神韵。

　　　明城墙遗址公园主体工程竣工落成了。北京城里惟一尚存的相对完整的这段明代城墙，终于从低矮破旧的平房堆儿里直起了腰。从崇文门路口东望，绿草如茵、繁花似锦，一道青灰色的古城墙讲述着历史的沧桑。昔日“乱”名远扬的三角地，变成了弥漫着古风遗韵的都市公园。

　　　埋没在大片违章建筑里的地坛坛墙露出来了。站在花丛间、水泉前和黄绿相间的叶片间，老坛墙的灰砖碧瓦清晰可见，为古老的地坛平添几分肃穆庄严。

　　金秋北京，遍地收获。

　　　普度寺、法源寺、白塔寺……一大批文物古建正在接受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来最大规模的修缮；

　　　神乐署、历代帝王庙、阳平会馆……多少曾经被当作工厂、仓库的古寺大殿，从烟熏火烤、机器轰鸣中被解放出来；

　　　天宁寺、火神庙……一处又一处曾被埋没、被遗忘的历史景观重获新生。

　　　光今年开工修缮的，近的有景山边上的大高玄殿，南城的袁崇焕祠；远的如昌平十三陵的德陵；知名的像白塔寺、潭柘寺，不知名的有凝和庙、大慈延福宫……

　　　北京，正以前所未有的投入，找寻曾经失落的古老文明都城的精髓。

　　　二

　　梁思成先生曾说，北京是在全盘的处理上，完整地表现出了伟大中华民族建筑传统手法和都市计划方面的智慧与气魄。

　　　美国著名建筑学家倍根评价道：“在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个体工程，可能就是北京城了。它的设计是如此杰出，为今天的城市提供了最丰富的思想宝库。”

　　　我们居住的这座城市———北京，是许许多多专家学者眼中的无价之宝。

　　　从周代燕、蓟在此建立都邑，秦、汉至隋唐时期发展成为北方重镇，之后作为辽陪都、金中都、元大都和明、清帝都，五朝都城的历史长达800多年。历史的每一个步伐，都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足迹。新中国建立以后，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古都风貌保护。但是受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国力水平和认识水平的局限，北京城的古都风貌保护也走过了曲折的历程。

　　　解放初期的中国，百废待兴，“吃饭”和“建设”是所有问题中的重中之重、急中之急。这决定了当时北京的目标，是要建设成为一个生产型的城市。在当时的认识水平下，人们还很难把古都风貌的整体保护和城市的发展建设统一起来，保护要让位于发展。

　　　此后若干年里，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和十年动乱的干扰，中国一直未能摆脱短缺经济的困扰。这种情况下，当然不可能投入更多的财力物力用于古都风貌的保护。

　　　改革开放，走上了康庄大道的中国迫切地要夺回失去的时间。经济要发展，城市基础建设欠账太多，百姓期待住上宽敞的房子，期待更好的生活。于是，处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立交桥破土而出。从20世纪70年代末直至90年代初，“那时的北京城就像个大工地。”回首当年，人们总是这样说。

　　　而不可讳言的是，北京向现代化大都市大步迈进的同时，在大规模城市建设的滚滚洪流中，在发展的紧迫感面前，古都风貌保护受到了新的挑战。

　　党中央、国务院，历届北京市委、市政府，清醒地看到了这个问题。1982年2月，国务院公布北京为我国第一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1993年，国务院在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中，明确提出了城市的规划、建设和发展，必须保护古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整体格局的要求。

　　　在这份由北京市政府制定、经国务院批复的城市总体规划中，北京第一次将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作为一个专项规划提出，提出要从整体上保护北京旧城，包括：保护与发展传统城市中轴线；注意保持明、清北京城“凸”字形城廓平面；保护与北京城市沿革密切相关的河湖水系；保持原有的棋盘式道路网骨架和街巷、胡同格局；注意吸取传统民居和城市色彩的特点；以故宫、皇城为中心，分层次控制建筑高度；保护城市重要景观线；保护街道对景；增辟城市广场；保护古树名木，增加绿地。

　　　保护，被提到了与发展建设并重的高度。

　　　三

　　1997年初，贾庆林同志到本市文物系统调研，其间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现在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城市建设，必然遇到如何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问题。两者发生矛盾时，发展要服从保护，不能破坏文物，文物不可能再生，保护文物的观念一定要加强。”

　　　要保护，就要先摸清家底。

　　　从1997年到1999年，本市历时三年完成了第三次全市文物普查。结果表明，全市现有文物资源总量为3553处，其中古遗址299处，古墓葬241处，古建筑1308处，石窟寺及石刻1035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528处；其中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5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0处。

　　　与灿若星辰的文物资源相对应的，还有几十年积累下来的文保欠账———全市两百余处市级以上的文物保护单位中，许多都已经多年没有修过了，有的甚至自清朝以来就再没大修过。

　　　更令人痛心的是，众多珍贵的文物古建有的被用作办公用房，有的被用作仓库、车间，有的挤满了住户。据统计，全市294处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中，被辟为博物馆、纪念馆加以保护的不足三分之一，近七成的重点文保单位则被长期占用，致使一些珍贵的历史古迹遭到严重破坏，不但残破不堪，甚至危机四伏。

　　这次调查，成为北京古都风貌保护一系列大动作的基础和前奏。

　　　1999年，市政府批准了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的控制和保护范围。文物部门还分4批对202项文物保护单位划定了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公布了3批36个地下文物埋藏区。这一切为新世纪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根据市领导的要求，市文物局确定了“区级以上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原址保护、文物普查登记项目一个不少”的保护原则；建立了严格审批制度，从1998年以来，在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中，近千处区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没有批准过任何一处拆改。

　　与此同时，北京开始探索在城市建设中有效保护文物的新方法。

　　　1997年下半年，平安大街建设工程启动。

　　　早在40年前，平安大街就纳入了市政计划。这里交通常年拥堵，改建前单向通行能力仅为每小时四五百辆车；沿途市政设施落后、老化，制约着北半城的发展。修建平安大街，是北京发展建设的需要。

　　　然而，平安大街的建设却是几上几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沿途文物太多。

　　这条横贯老北京城东西，7.34公里长的大街，两侧有北海、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地、和敬公主府、段祺瑞执政府旧址和南新仓等多处国家级、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另有8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地下还有丰富的文物遗存。

　　这一次，在“发展要服从保护”的原则下，早在动工之前，市文物局即对平安大街沿线的文物分布情况作了摸底调查，提出了较为详尽的文物保护项目名单及措施和建议。拿着这份名单，首规委办公室、市政管委多次召集文物、规划、设计、市政等有关单位对道路施工方案进行修改、论证，力求最大限度地保护好文物，规划设计改了又改——

　　张自忠路北有段祺瑞执政府旧址、欧阳予倩故居、和敬公主府、孙中山逝世纪念地4个重要文物，那么这一道路就向路南拓宽；

　　　地安门西大街路南有北海公园，这一段就向路北拓宽。当道路从北海公园和贤良祠之间穿过时，干脆维持原状，此处路宽仅有28米；

　　五进院落的地安门西大街153号四合院，是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为了它能完整地保留下来，大街在它门前向南欠了欠身子；

　　　在拆迁段祺瑞执政府旧址前的民房时，拆迁人员突然发现房顶露出一段十分考究的青瓦坡顶，便用人工一块块地把砖扒下，终于使这块“文革”时砌到民房里意外保留下来的段祺瑞执政府对面影壁重见天日。起初，文物部门和城建部门曾想为这段挡路的大影壁搬家，但从安全和历史计议，建设者们最后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原地保护。大影壁这道独特的风景得以安然地伫立在平安大街的汽车道与人行道之间，成为建设者们历史文化保护意识的一个见证。

　　　正是因为对沿途文物的避让，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平安大街不是一条笔直的大道，而是不同路段宽窄不同。这是为保全文物做出的“牺牲”。在北京的城市建设中，平安大街是第一条文保先行的大街———全线文物调查先于施工，规划设计根据文保要求进行调整。道路竣工之日，北京人自豪地宣布：平安大街文物平安。

　　　不仅文物要保护，平安大街的街景设计同样令建设者们煞费苦心。这里一向是京城百姓居住、生息之地，又是紫禁城的后身，如何让新街新景仍然保有老北京的风貌特点和民族文化内涵？有关部门对沿街两侧的建筑制定了这样设计原则：建筑风格依托“前朝后市”的历史渊源，体现明清风格的古都风貌；建筑色彩以灰色为主，形成朴素、典雅的“老北京色调”……

　　今天，平安大街的建成不仅缓解了交通拥挤的状况，而且将7条管线输送到城北部腹地，使城北部地下市政设施一步从20世纪50年代水平直接跨入20世纪90年代水平。

　　　与此同时，古都添了一道古意盎然的现代风景。漫步平安大街，无处不感受到浓浓的“老北京”风味儿：青瓦、灰墙、红柱、飞檐、坡屋顶、各式雅致的门楼、耳畔不时飘过的京腔京韵……

　　作为一次在推进城市建设的重大工程中同时有效地兼顾古都风貌保护的成功探索，平安大街工程让人们看到，历史文化保护与城市发展建设之间的矛盾并非完全不可调和。只要意识在前，细致地调查、规划、设计在前，发展建设与文保是可以同时实现的。

　　有了这样一个范例，此后，保护与建设并举，工程为文物让路，成为北京城市建设中的一条“铁律”。

　　菜市口大街展宽后，北半截胡同41号的浏阳会馆正好临街。浏阳会馆是谭嗣同故居。大街建设的原方案，是在故居门前建一座过街天桥，两个桥桩正好在故居门口。为了保护故居，最后决定：桥桩不建了。

　　2000年3月动工的广安大街为了德寿堂、纪晓岚故居和京华印书局等文物而拐了一个弯儿，7种11条市政管线绕“房”而行。连阅微草堂门前纪晓岚亲手种下的一株古藤也得以保留了下来。

　　　1998年，结合京城水系治理，对后门桥、莲花池、长河等水系的治理恢复工程相继展开。原本为了将来通航方便，万寿寺往西的河道计划全部裁弯取直。为了保护这条有七八百年历史的皇家御用河道，结果改变方案，不但保住了十几个弯儿，而且万寿寺前的御码头一砖没动，麦钟桥遗址原样恢复。

　　在一连串的实践中，北京文物保护的思路逐渐清晰，手法逐渐圆熟。

　　四

　　保护文物是件非常花钱的事情。非但它的效益往往不能迅速显现，反而在眼前，为了保全它、维护它、修复它，常常还要投入为数巨大的“冤枉钱”。

　　只举几个小例子：为保住平安大街上那个大影壁，施工单位用大方木把影壁两边支上，把底座挖空，用千斤顶将侧斜部分顶回去，下面灌上混凝土，再将影壁底座复原。大影壁保住了，但如此一来，多花了22万元；为保护谭嗣同故居，城建道桥公司特意在修地下管线挖槽时打了8根护坡桩，仅此一项就多花了200万元；广安大街在虎坊桥路口向南平移了7到10米，这一移，宣武区增加拆迁费用7000万元……

　　北京有那么多文物要保护，这是一笔多大的开销？钱从哪里来？

　　1992年以前，市里每年100万元的文物修缮费用是打在城市维护费里的。

　　1992年，这笔费用增至400万元。然而，面对全市200万平方米的文物古建，依然是杯水车薪。“那时只是抢险、堵漏，连维护都谈不上，哪些级别高、影响大就修哪儿，稍微大点的项目还得跨年度，因为一年的钱不够用。”一位“老文物”这样告诉记者。

　　　2000年，一次研究旅游工作的会议上，时任市长的刘淇告诉市文物局的领导，市委市政府准备追加文物修缮方面的投入，请文物局拿出个计划。

　　这计划做多少合适呢？欠账多、缺口大，要少了不够，要多了又怕批不下来……过去每年400万，这回能要个3000万？市文物局的领导大着胆子想。

　　没几天，市文物局局长梅宁华又碰上刘淇。刘淇问，报告写好了吗？你打算要多少钱？

　　梅回答：3000万。

　　刘淇微微一笑：一年一个亿。真的？梅宁华大喜过望。

　　“五一”长假，市文物局没有休息，组织专家加班加点，放开手脚，把全市需要修缮的重点文物过了一遍筛，制定了全市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文物建筑的抢险修缮方案。最后一统计，百余项目，共需要经费3.3亿元。

　　又一次没想到的是，仅仅过了十几天，这个“超标”了的方案就经市委、市政府研究，并在市政府专题会议上被批准了。

　　　那次市政府专题会议上，东城、西城、崇文和宣武四个区的区长也被特别要求参加，要求各区县在制定发展规划时，要把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纳入规划通盘考虑。

　　很快，市委、市政府正式向社会宣布，北京将在三年内投资3.3亿元用于全市重要文物的抢险修缮！

　　　这个数字，几乎赶上了每年全国文物保护专项经费的总拨款额，甚至是此前几十年北京文物修缮经费的总和。

　　　此时，北京市的地方财政收入已经连续多年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2000年的全市地方财政收入达342.4亿元。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为文保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闻听此讯，侯仁之、张开济、罗哲文、郑孝燮、李准等一大批文物古建专家无不感慨：“这是前所未有的呀！”

　　更使人振奋的是，市里拨出的这3.3亿引发了滚雪球效应，带动了各区县、单位、企业数以十亿计的配套投资。

　　海淀区投资2.7亿元用于圆明园遗址内住户的拆迁；西城区投资2亿多元为保护历代帝王庙搬迁159中学，修缮庙宇，甚至为寻找历史资料“悬赏50万”，专门为历代帝王庙征集散落在民间的实物、老照片和历史线索；石景山为法海寺、承恩寺等项目的投入也超过千万元；东城区继2001年斥资8亿元修建皇城根遗址公园之后，2002年的地坛公园周边大规模修缮整治工程以及菖蒲河公园的建设工程，哪个不是数以亿计的大手笔？

　　　有了充足的资金投入，许多以前办不了、甚至想都不敢想的事都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圆明园，清初盛世150年苦心经营的湖山之胜，是集中国古典园林艺术之大成的“万园之园”。1860年，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的一把大火烧成废墟。此后百余年，园内残存的一些景区也在人为的蚕食和破坏下日见凋败。早在宣统末年，当地旗人已在圆明园内的宫殿旧址上筑屋。1940年以后的日寇占领时期，北京城粮食紧张，一些农户陆续入园平山填湖。直至20世纪90年代，作为公园对外开放的园区只占总面积的五分之三，另外五分之二成了农田、村庄、工厂，甚至是垃圾场、粪场、坟场。最高峰时园内有约30个居民点，近千住户和十余家驻园单位。居民区里汽车、三轮车、自行车川流不息，居民洗衣晒被，扯起“万国旗”。更要命的是农业生产，对园内的山形水系、建筑遗址形成了不断的破坏。

　　“抢救圆明园遗址刻不容缓”的呼吁由来已久。有关部门在圆明园保护的问题上曾提出过9个字：“圈起来、迁出去、管起来”。圈起来：重修圆明园的围墙，把遗址保护范围明确地划定出来；迁出去：把目前园内的居民和单位全部迁出去；管起来：把圆明园遗址公园整个管理保护起来。　但一个“迁”字谈何容易。

　　　圆明园管理处曾先后于1986年和1994年搬迁了100余户住户。但仍有615户住户继续生活在遗址范围内。资金问题是最大的拦路虎。例如一个小锅炉厂，300多人，搬出去的费用是8000万人民币。某研究院的北院占了圆明园20多亩地，拆迁补偿金算起来要上亿。园内住户房屋总面积在6万平方米，每平方米的拆迁成本是约3000元左右，加起来又是近两个亿……

　　　政府的决心，大笔资金的注入，终于令圆明园的保护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2000年8月，经文物、规划、建筑、园林专家多年反复论证，充分讨论的《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由第81次市长办公会讨论通过。2001年，圆明园驻园单位的搬迁工作被列入当年市政府的“办实事”工程之一。市、区两级政府直接或间接投入资金近四亿元。截至2001年底，圆明园迁走了园内的615户居民和13个驻园单位，从根本上制止了对遗址的继续蚕食和破坏；前后历时16年的圆明园万米围墙复建工程，也终于在2001年完成了最后2000米。遗留百年的问题圆满解决。

　　世界文化遗产天坛五组古建之一的神乐署多年来一直是单位职工宿舍，住户达134家。院内杂草丛生，私搭乱建的小屋棚破破烂烂，原本飞翘的屋檐已经下垂，镂刻精致的门窗已断裂脱落，房梁上的油漆彩画荡然无存。而且这里的居民多用炉火取暖做饭，近年来，民宅已发生多次火情，其中一次起火处距大殿仅7米。市文物局会同崇文区政府运用强制手段解决长期占用文物建筑的住户的搬迁问题，效果显著，当天即迁出3个“钉子户”。今年3月，神乐署古建筑群开始全面修缮，工程总投资5000万元，将历时三年完成。届时，天坛的全部五组古建筑群终于可以全部开放了。阳平会馆位于前门大街小江胡同，其精华所在的戏楼，曾是京城规模最大的戏楼，同时也是独一无二的身在民间却具有皇家风范的戏楼。由于历史原因，阳平会馆及这座戏楼解放后一直作为北京同仁堂的药材库房。崇文区政府通过相当于600余万元资产的置换，将阳平会馆换为区有，并划归区文物部门管理，使这座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得以全面修缮。

　　159中学搬出了历代帝王庙；南池子小学迁出了普度寺……昌平，十三陵明德陵开工修缮；石景山，五百多年历史的慈善寺经过修缮重新开放；宣武，抢修安徽会馆的同时，修缮天宁寺、长椿寺；丰台，整治了宛平城周边环境后，开始修复敌楼，还城墙历史原貌；历代帝王庙、白塔寺、后门桥、莲花池、钟鼓楼、万寿寺、五塔寺、先农坛、法海寺、古观象台……三年来，本市重点文物的修缮工程共开工近百项，截至今年上半年已有40余项竣工。

　　　前所未有的投入，成就了北京市保护文物、保护古都风貌的前所未有的力度。作为北京50年来规模最大的文物保护工程，“3.3亿工程”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工作开创了一片崭新的天地。

　　五

　　　从二环路上京昌高速路，一座巨大的立交桥像一个巨大的“人”字，两条长长的高架桥向北伸去。在它们中间，阅尽百年沧桑的德胜门箭楼巍然屹立。

　　您也许不会想到，在修这座大立交桥时，为了保护德胜门箭楼及其独特景观，2.5公里长的大街让北京市市政设计研究总院的专家们花去了整整8年时间，做了10个设计方案。

　　　德胜门箭楼是老北京城仅存的两座箭楼之一，也是仅存的两处研究古代都市布局和城防设施的实物资料之一，弥足珍贵。德外大街改造，箭楼给设计者出了道难题。

　　早在8年前，市政设计院就开始着手进行德外大街的改造设计。

　　三年前，德外大街改造再次提上日程，市政府对箭楼保护提出了严格要求：德外大街改造，不仅不能动德胜门箭楼，还不能对箭楼造成遮挡；新的德胜门立交桥不仅不能破坏箭楼原有的景观，还要使之形成新的景观。据此，市文物局对德胜门立交桥的设计提出了建议：最高的匝道不得高出地面7米，匝道距箭楼的最近点不得少于70米；此外，为了保护箭楼的景观，立交桥的匝道和辅路系统应尽量搁到箭楼北面。

　　　根据这些要求，市政设计院的专家们对德胜门附近景观做了详细的视点分析，在此基础上再着手进行新的设计。两年间，先后有9个方案提交有关部门审定，最后才确认了现在的德胜门立交桥设计方案。在北京这样一个人口稠密、寸土寸金的大都市，搞城市建设的难度已经可想而知，更不用说文物保护。真要把保护做到实处，其中的艰辛坎坷，由此可窥一斑。为了北京的名城保护，无数人奔走努力，付出了心血和牺牲。

　　老北京素有“先有莲花池、后有北京城”的说法。据史料记载，从战国后期到辽金时期，莲花池一直是北京的城市供水中心，因盛夏时节红白莲花开满池面而得名。20世纪80年代起因上游工业污染，莲花池湖水变质发臭。1992年，上游工业污水被引入暗沟排放，自此失去来水的莲花池有名无实，变成了填满砂砾垃圾的大土坑。鼓楼前还有一座石桥———有700多年历史的后门桥。它是元代大运河漕运的起点，是北京城中轴线的起点。然而对许多年轻的北京人来说，后门桥是陌生的，因为这里已经几十年看不见水了。淤塞、废弃了的河道里，建起了许多建筑物；桥身下半部已埋入地下；仅露出的两侧石栏板也因年久失修，毁坏严重。这一南一北、一池一桥揪着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的心。1998年4月，年近九旬的侯老被请到市委讲课，他的题目就是《从莲花池到后门桥》，而台下的“学生”是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根据侯老的建议，莲花池环境整治及后门桥整治修复工程很快启动了，并被作为市重点工程项目。2000年12月20日，经过两年多的修整，莲花池和后门桥工程迎来了第一批参观者。坐着轮椅赶来的侯仁之老先生，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

　　　2001年的纷飞秋雨中，清代著名学者纪晓岚的故居———阅微草堂的修复工程开始了。在季羡林、史树青、罗哲文、郑孝燮等一些专家学者联名提议下，晋阳饭庄从阅微草堂中迁出。修缮后的阅微草堂旧址将作为纪晓岚纪念馆对社会开放。永定门的复建、古长城的保护、圆明园的保护，以及西城的广宁伯街17号四合院的原址保护……专家学者们始终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忠实卖力的呐喊者。而市政、水利、桥梁、园林绿化……各工程规划、设计、建设单位则是名城保护战斗中出大力流大汗的实干家。一个菖蒲河公园，规划、园林、文物、照明、建筑等专家全程参与，东城区区长亲自调度，光大大小小的论证会、协调会就开了100多次。后门桥工程中，有人提出：过去桥上走的是马车，现在走的是汽车；桥下河道干涸多年，恢复水面后，桥基础露出，并有河水浸泡。在这种情况下，桥体能否承载现代交通的负荷？市政桥梁管理所邀请了清华大学的专家对古桥进行全面的检测，夜里调来大卡车做负载实验。大车在桥上横摆、竖摆，专家们在桥下检测桥体的变化。

　　文保工程中涉及的众多企事业单位也是深明大义。地坛周边整治中，地处二环路边的一家酒楼放弃了经营的最佳位置，第一个带头搬走；有家餐馆刚花60万元进行了装修，拆迁公告下来，马上选址搬迁，仅仅一个月，有关部门就将地坛东侧的一条路拆得干干净净。明城墙遗址公园的建设拆迁中，某医药公司等区属单位率先拆除其经营和办公用房。

　　　北京古都风貌的保护也自始至终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以及中央各有关部门的关注和支持。

　　江泽民同志去年在北京考察工作时指出，北京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一定要充分考虑历史，立足现实，着眼未来，在最大限度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前提下，加快旧城的改造步伐，努力提高城市现代化水平。

　　　在京的各中央单位以实际行动支持着北京的名城保护———国家文物局搬出了北大红楼，将之开辟为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中国艺术研究院开始搬出恭王府，这座目前北京保存最为完好的王府将有望对外开放……

　　市委、市政府领导更是时刻关心。一个明城墙遗址公园工程，当时的市委书记贾庆林和市长刘淇前前后后去了近二十次，贾庆林还在工地上亲自画了一个图。2001年和2002年市政府为群众办的实事中，修缮和开放纪晓岚故居、先农坛神厨、金中都水关遗址、琉璃河桥、历代帝王庙、圆明园遗址、明北京城墙、袁崇焕祠等近50项文物保护工程被列入其中。

　　　文物保护专家们说，这是北京历史上最重视文保的一任市领导；而文物保护、名城保护的观念，从未像现在这样深入人心。北京的文保之所以能有近年来的成绩，毫无疑问，是上下同心、众手共擎的结果。

　　六

　　2001年的中秋节，许多北京人特意跑到皇城根遗址公园赏月，一为看看北京的皇城根到底在哪儿，二为看看这个新冒出来的京城最大的街心花园。老北京们惊喜地发现，原来长安街至平安大街之间的一大溜儿残破的平房不见了，展现在面前的，是离北京“心脏”最近的一处占地75000平方米的大型都市园林。

　　过去，这里交通拥堵，遍布危旧房屋；而今，道路宽敞，花团锦簇，绿树成荫，雕塑、盆景、喷泉错落有致。2.8公里长的绿色纽带，将古老的紫禁城和现代化的王府井有机连接起来。

　　皇城，民国初年就被拆除，如今的北京人十个有九个不知道所谓“皇城根”原本在哪儿。现在，公园里被圈围起来的那一小段城墙，唤起了人们对北京皇城的回忆。而穿越时空的雕塑，点出历史风貌与现代气韵相结合、国际与皇城特色相结合、人文气息与商业氛围相结合的主题———五四大街路口，北大红楼旁，一本4吨重的大“书”掀开在“五四运动”一页；南广场中部的“金石图”，淡红色的天然巨石环抱着通透的明清皇城地图；翠花胡同到东厂胡同一段，四合院群与没有围墙的公园相连相通。雕塑“对弈”和“时空对话”，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如果说后门桥、莲花池以及长河古航线水系恢复等还只是忠实于原品的“白描”，那么2001年9月开园的皇城根遗址公园则是北京在恢复历史遗迹中第一个富有想象和发挥的“写意”。以一道古墙为依托，形成了一个城市中心花园，既保护了古迹，又营造了崭新的城市景观，这堪称一种创造性的文物保护。它反映了近年来北京文保水平的提高：恢复早已湮没的历史景观，结合现代园林艺术，在继承历史文脉的同时，古为今用，保护下来的“物”为今天的“人”服务，与都市的现代生活融为一体。

　　及至今年的明城墙遗址公园，这种创造性保护的艺术得到了更酣畅淋漓的发挥。

　　崇文门至东南角楼一线是明城墙，是仅存的两处明城墙中最长的一段。多年来，遗址范围内竟有79个单位、2600余户居民，其中20余个单位直接在城墙或基础上建造厂房、车间，有的住房是拆了城砖盖起来的，有的将城墙打洞改做后山墙，这里房屋低矮、垃圾遍地、污水横流。明城墙遗址公园建设中，光清运渣土垃圾就有16万吨。

　　而今，从崇文门沿甬路蜿蜒东行，老树明墙、残垣漫步、古楼新韵、雉堞铺翠四大景点依次而来，犹如四幅巨画，简洁朴素，清新淡雅。大树、绿草、老墙、新景相映成趣。十公顷新绿、六百年古墙，风景不语，自有深意。清晨，崇外街道的一群老住户身穿红衣，手拿红扇，翩翩起舞；傍晚，华灯初上，遛晚儿看景儿的人结伴而来，或唱或跳，或说或笑。家住东花市北里的李蕙兰大妈说，如今一出小区，就进公园，街坊们别提有多高兴了。

　　　普度寺，好多北京人都没听说过。这里曾是明皇城东苑，清初作为多尔衮的摄政王府时一度是全国政治中心，是北京现存的惟一建在高台上的寺庙。几十年来，大殿变成了小学，光大殿四周9600平方米的高台上就住了186户人家，其中近九成是三四类的破旧平房，人均住房面积才8.14平方米，186户统共就两个厕所。如今，区里把居民迁进了交道口新建的小区，往北走了才几站地，人均住房面积变成了20平方米。修缮一新的大殿前广场则变成了公园———绿的是国槐、侧柏、银杏、油松，紫的是三角梅，黄的是小碎菊；南面有沙坑；北面有涌泉……

　　　回首五年，京城平添了多少古韵新景———

　　莲花池，巧借一池莲花造就一个景观。后门桥，巧借一弯古桥造就一个景观。菖蒲河公园，巧借恢复、治理河道造就一个景观。地坛，巧借一段古墙造就一个景观。我们曾经把文物保护、古都风貌保护看成是与建设发展对立的。后来，逐渐认识到了保护的重要性，要求建设为保护让路。而现在，我们已经懂得，文物保护、古都风貌保护本身就是一种建设！这不能不说是认识上的一个飞跃。思路一打开，五朝古都、文物遗存丰富的北京城里信手点染，处处成景。保护，创造，利用，得到了完美的统一。明城墙遗址公园主体工程竣工那天，著名学者郑孝燮先生一大早就来到城墙下，看着满目翠绿、城墙巍峨，他说：“这样做不但圈定了保护范围，改善了生态，也为老百姓生活提供了休闲场所。如此好的保护方式，文物不仅有历史价值，还有了现代功能。”著名艺术家陈逸飞看过菖蒲河公园后表示，这是一件以文化为支撑，将现代与传统、旧遗址与人们的生活环境相结合的艺术作品。北京在旧城改造中很重要的是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和真谛，古为今用。菖蒲河公园以传统园林形制，赋予了美的细节。菖蒲河公园开园之日，一片欢声笑语。这一刻，专家意见、政府决策、百姓需求，达成了完美的统一。

　　七

　　9月19日，京城各大报纸同时全文刊载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这是有着3000多年建城史的古都北京提出的第一个最为完整的名城保护规划。

　　“期盼了多少年，我们为之欢呼。”吴良镛、罗哲文等一批老专家们说，“它将是北京城市发展的一大历史转折。”

　　曾几何时，我们面对国宝受损，心有余而力不足；今天，古城内外，几十个项目，数以十亿计的投资。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过去五年是北京文物保护投资规模最大、成就最辉煌的五年。

　　　曾几何时，名城保护的概念局限于专家学者的圈子里——区县不愿增加文物保护单位，怕文物保护单位多了，不能盖高楼；有人抱怨说，有钱修那些中看不中用的老古董，不如多修几间厕所。今天，上至决策者、下至平民百姓，名城保护的呼声从未这样响亮。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过去五年是北京人的文物保护观念发生深刻变化的五年。

　　　曾几何时，我们以为文物保护是传统的，城市建设是现代的，你建你的，我保我的，老死不相往来。今天，我们在实践中实现了保护古都风貌、提升城市现代化水平和改善居民生活水平的和谐统一。

　　　毫无疑问，这是时代进步的结果，是改革开放带来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是经济实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结果，也是我们经历了曲折后认识飞跃的结果。

　　　今天我们自豪地宣布，经过三年的大规模修缮，2003年北京的文物保护工作重点将从单体修缮转移到整治和改善环境上来，从景点保护转移到成片保护、形成风貌上来，以营造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基本格局、风貌为重点。北京的历史文化保护街区由25片增至40片；旧城内受保护面积占了四成多，它们为从整体上保护北京旧城提供了基础。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颁布是一个新的起点。作为一个法规性文件，它标志着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进入了法治轨道。而《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北京市历史文化保护区管理规定》等相关法规也已在制定中。

　　北京的古都风貌是举世无双的，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保护好它，利用好它，不让它在我们手中受到大的损害，是我们处在这个大发展、大建设历史时期中的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个城市的风貌同时又是发展演进的。旧景观终究不免要消逝，而新景观在不断浮现。在发展建设过程中，我们的责任，也许在于最大限度地保护延长那些珍贵的、不可再生的旧景观的寿命，同时保护新旧景观之间的协调统一，保护城市整体风貌的延续。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但是有党中央、国务院的支持和关怀，有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有广大市民的热心参与，有过去5年的成功经验和《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保障，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继“3.3亿工程”后，市委、市政府已经庄严宣布，未来五年还将投资6个亿，启动北京的人文奥运计划：整治“两线”景观、恢复“五区”风貌、重现京郊“六景”。

　　　遥想2008———中轴线和朝阜路沿线，从永定门到钟鼓楼，从白塔寺到东岳庙，一横一竖，“两线”景观如两条美丽的珠串，穿起北京古都景观的核心。我们坐着三轮去什刹海串胡同，那里是历代达官显贵府第的群集之地；我们去国子监，追寻古代才子学者的风范；我们去琉璃厂闲逛，流连于笔墨纸砚、金石古玩的世界；我们去转明、清皇城，第一批25片历史文化保护街区这里占了14片，一门一户、一砖一瓦、一个门墩、一副对联都是历史；我们去看元大都的土城、明北京城的城墙，它们是老北京的标志……清早，上班的路上你可能从大高玄殿前的牌楼下穿过，恍如回到一个世纪之前；傍晚，你可能在家门口的花园里漫步，看明清老寺屋脊上的小兽，看元代古桥下的清流……为了这样的未来，让我们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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