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天津11月3日电 (记者 窦合义 张建新)尽管天津第二次生育高峰期中出生的孩子如今已到了生孩子的年龄，但令人担忧的生育浪潮并没有出现。

　　相反，有资料显示，天津人口增速正呈下降趋势，2001年全市新生婴儿7.46万，比5年前减少了2.4万余人。天津市第二次生育高峰期出现在1962年，一直持续了14年。

　　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显示，天津市0至14岁人口167.62万人，占总人口的16.8%；这一年龄人群在1990年为199.48万人，占总人口的22.7%，比例下降了近6个百分点。

　　城市里孩子越来越少，造成学校生源不足，基础教育机构开始萎缩，甚至面临生存危机。1995年，天津市共有各类托幼园(所)约4700所，教职工及教养员约37000人；2001年，各类托幼园(所)不到2600所，教职工、教养员数量约19000人。

　　造成低龄人口负增长的原因是，年轻人不仅晚婚，而且育龄推迟，甚至不要孩子。天津市计划生育委员会官员刘丽娜说，过去人们20岁就结婚成家了，现在到了26岁、27岁还不一定结婚，生孩子多在32岁、33岁。

　　据天津市卫生局不完全统计，去年全市各大医院共接诊了约4000名年龄在35岁以上的高危孕妇，高龄孕妇所占比例较过去逐年攀升。

　　90年代以来，天津市区综合生育率下降到0.9，这意味着10个育龄妇女中就有一个不要孩子。

　　专家指出，这些迹象表明，中国的城市人口生育正从政策控制生育率转向自发控制生育率。孩子越来越少，除计生部门的努力外，社会经济的变化是主要因素。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建民认为，“养儿为防老”的观念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但如今在城市养老已不必仅靠儿女；现代青年更注重自身发展，女性有了更多选择和参与社会的机会，许多人推迟甚至放弃生育；同时，生育成本不断增大，加之对精力、物质消耗，生育被年青人视为一种负担。

　　经济学家郭鸿懋指出，人口增长减缓虽然不能直接创造物质财富，但却以减少物质消费、提高人均水平的形式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减轻了人们在衣食住行、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压力。

　　统计数据显示，从1980年到1990年，天津市平均每年新增GDP的5.76%被新增人口所消耗，而1991年到2001年间新增人口消耗新增GDP份额降到了0.71%。(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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