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6日，中国在新疆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地爆炸了一颗当量相当于2万吨梯恩梯炸药的原子弹。

　　1964年10月16日，是经历过那个年月的亿万中国人难以忘怀的一天。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放了我国第一次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公报》。无数人涌上街头，如同庆祝盛大的节日。饱尝过外国侵略者欺凌的老一代人更是激动万分，他们知道祖国有了原子弹，知道这意味着这块历经沧桑的领土上再不会有八国联军入侵、“九一八”和南京大屠杀……

　　上千万居住在海外的炎黄子孙，也记得在这一天周围的人投来的尊敬目光以及心中腾起的无限自豪。此时，寓居美国的李宗仁便向来访者说：“西方人终于将我们视为一个智慧的民族”，他也就是由此下定了回归的决心。一位在西欧开饭馆的华侨曾讲过这样的经历：此前邻居经常将垃圾扫到他的门前，以示对黄种人的轻蔑。中国爆炸原子弹的消息传来后，他的门前再没有人堆来垃圾，警察也向他道贺说：“您有这样的祖国，以后不会有人再找您的麻烦！”

　　反对实力政策却要讲实力，国庆五周年时便提出搞原子弹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新政协会上(有人曾误传在天安门上)，毛泽东曾庄严地宣布：“占全世界人口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这声音震撼过多少人的心扉。然而，面对旧社会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烂摊子，此刻中国人还不能生产一辆汽车、一架飞机。而美、苏两国却已经迈入核子时代，把中国人远远抛在世界武器发展跑道的后面。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接连受到核武器威胁。中国出兵朝鲜获胜以及在台湾海峡附近作战时，美国总统都曾扬言准备使用原子弹。白宫敢动辄挥舞核大棒，就是因为中国没有核弹及其运载工具，没有起码的还击手段。当时，法国总统戴高乐有句名言──没有核武器的国家不是大国。周恩来也说：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实力政策，但是对付帝国主义不能不讲实力。拥有毁灭力最大的核武器，便是最强大军事实力的标志。

　　五十年代之初的中华大地上，百废待兴，要搞世界最尖端的技术，研制耗费巨额金钱的原子武器，谈何容易！1954年，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来北京参加国庆五周年庆典，毛泽东向他询问是否能在制造核武器方面给中国以帮助。赫鲁晓夫听后马上惊讶地说，搞核武器是很费电的，现在就是把中国所有的电力都投入进去也不一定够用。只要苏联有了核武器就行了，不必我们大家都来搞它。

　　核武器这种最尖端的绝密技术，任何国家都不愿外泄。于是，1955年1月，毛泽东决定自力更生，依靠本国的科学家，正式决定研制核武器，随后，我国进行了豪迈的九年攻关。

　　制成原子弹后爆与不爆，毛泽东一锤定音

　　中国研制核武器的过程，可谓人类科技史上一曲空前动人的英雄主义凯歌。在物质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许多从海外学成归国的优秀科学家、大学刚毕业的年轻学子，纷纷来到沉寂的大漠边缘，每天对着孤山冷月下的戈壁荒滩，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创业。为了保密，他们对外通信没有具体地址而只有信箱号，对亲友也不能讲具体工作。然而在那个时代，他们有一个在全国讲起来最为自豪的工作名称——搞尖端武器！

　　对于“两弹一星”的研制，已有诸多的作品做了生动描写，本篇不再多述。当年，因机关驻地开满了马兰花而定“马兰”为代号的中国核试验基地，至今还未在中国地图册上标出，不过，它的名字早就响彻中华大地。其实，当年新闻报道中所称的进入我国境内又屡遭击落的美制U-2间谍飞机，就一直以这里为主要侦察拍照目标。美国前些年解密的档案也说明，从1963年起，新疆罗布泊附近核试验场的模拟工程、道路、通讯设施以及高102米的试验铁塔的照片，就陆续摆到白宫总统办公室的桌上，总统的谋士们也献上了轰炸、导弹攻击以及派台湾特工队突袭等多种打击方案。白宫的最高决策者却担心激怒因此中国而引发可怕的后果，一直未敢拍板。

　　1964年秋，中国第一次试验的原子弹在甘肃酒泉的一个秘密工厂装配出来，但进行试验却要冒着遭受打击的很大风险。中央专委不得不制定两种方案：一是发展技术暂不试验，二是不怕威胁尽早试验。毛泽东最后一锤定音，以豪迈的气派说：“既然核武器不一定能用，就要尽早试验。”

　　今天的人们看到这种过人的胆识和豪迈的气魄，也不能不对这位伟人表示敬佩。10月16日14时59分40秒，罗布泊试验基地主控站操作员按下了电钮，十秒钟后，原子弹开始进行爆轰、压缩、超临界、出中子、爆炸的全过程。强光一闪，火球迸放，接着蘑菇云腾空而起。

　　在核领域花最少的钱，获得最大的收效

　　六十年代前期，中国一跃成为世界核俱乐部第五个成员时，“三年困难”的饥荒阴影还未驱除。如今有些人会问，在那么困难的时候，若是不搞原子弹，把钱用来造些电视、冰箱改善生活不好吗？然而，当年的人们勒紧裤带搞尖端武器却无怨言，因为刚经历过百年外来侵略的军民都明白，没有过硬的东西，像我们这样一个始终受外部觊觎的大国怎么会有安定环境？还能谈什么发展？要算账的话，软弱造成的损失会比为自强而暂时付出的代价大得多!

　　当时，我国的国防费每年仅几十亿元人民币，其中投入“两弹”的不过几个亿，如果同三年“大跃进”造成的1200亿元人民币损失额相比真是九牛之一毛，甚至比不上同期归还苏联债务的负担(共59亿元欠款，每年还债10亿元左右)。正如毛泽东对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所说的，“我们用很少的一点钱搞试验。我们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我们像穷人、叫化子，穿上漂亮衣服，到外面跑一跑。”在世界各核国家中，中国是以最少的研制费，创造了最快的速度。

　　这种世界奇迹的取得，很大程度归功于系统协调的有力。在周恩来为主任委员的15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领导下，“两弹一星”研制试验能有效调配全国的人力物力，一路绿灯。中国许多单项技术水平落后，然而整体系统功能发挥得好，在核武器研制的效果上便能取得最优化的结果。这种科学的领导管理方式，至今仍值得国防科研战线的人们借鉴。

　　罗布泊附近腾起的蘑菇云，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中国严格遵照已签订的国际协议，早就停止了全部核试验，然而，仍要以适当投入搞一些高技术武器。过去核试验的成果，长期为保卫我们祖国留下了宝贵的物质财富；而当年研制过程中创造的“两弹一星”精神，更是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徐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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