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特约评论员李隼
据报道，年届五十的广州妇女文姨不堪意外丧子之痛，决定通过现代生殖技术以超高龄产妇身份进行备受关注的生育
，目前已经成功受孕待产。从文姨的角度来看，境遇的确令人同情。对于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我们对她的做法给予同情、理
解等纯粹感情上的支持，这似乎更多地表达了我们对一个经历不幸遭遇后行使法律所允许的自由生育权的个体的人 文关怀。然
而在理性上，我们却不能给出更多的赞同和支持使得它成为某种主张而进一步普遍化，就是说使这种做法在相似的情况下成为
某种范例而加以推广，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当然部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一日千里，不断为人类造福，但是，它也从
来被认为是一柄双刃剑。医疗生殖技术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争议。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当堕胎的技术性障碍已不复存在，以及
分子生物学上的基因重组实验已经可以大规模转化为新型工农业应用的时候，关于人类是否应该“扮演上帝”(PlayGod)
和“过分干预自然正常过程”的讨论就已经广泛开展了。这里面当然有很多宗教和伦理的因素，但在人类无法预料可能性后果
的情况下“过分干预自然”，就可能引发不可挽救的灾难。从社会伦理层面看，老妇产子引起了我们对目前社会条件下关于妇
女、家庭伦理、社会保障和计划生育的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建国以来，妇女地位已经大大改善，但是女权意识的觉醒在每个个
体身上仍然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传统的传宗接代的妇女职能思想仍在某种条件下起作用。文姨的思想里就有“还给老公一个儿
子”的坚定决心。在家庭伦理方面，关于幸福和爱的理解属于更深层次的问题。作为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老百姓，一家人其乐
融融也许是最基本的幸福指标。在家庭破碎和解体后或者家庭成员缺失的情况下她的爱的载体和幸福感的依托就由家庭转移到
社会。广义的社区服务其实也包含有对社会成员的人文关怀以及精神满足，这一点，我们做了一些有益尝试，还须努力。在生
育养老观念方面，我们要倡导一种转变：即由传统的生物———遗传的亲子观向更现代性的抚养————赡养———社会保障
的亲子观转变。相信社会保障措施的不断完善会为这一转变提供有利条件。就这一点来说，现代性价值观是不持支持意见的。
我们认为，该事件中的情感部分令人唏嘘不已。而在伦理、政治层面，我们不主张这样做。其实，我们或许有更好的
选择。比如建议文姨在社会帮助支援下收养抚育孩子，既不放弃工作，又能满足对完整家庭的期待，同时，又有利于带动社会
风气将有限的医疗资源应用于须救死扶伤的病患。于国于民，于社会于自己都有利，岂不更好？作者为中山大学伦理学博士相
关报道见今日、昨日本报广州新闻
每月2元享用15兆邮箱 优惠价格就剩最后几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