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老师梳了梳头发
15年前的照片
比一个人职业生涯更早的，是一个人的求学历程。在人生的长河里，校园是我们最难忘、最重要的渡口。在那里，老师——我们的把舵人，帮助我们汲取知识，给我们信念和勇气，助我们起航。
每个人的记忆支流中，都有一些闪光的片断，连缀起有关师恩的斑斓故事。也许它算不上恢弘壮丽的事件，但在进取的人生旅途中，它却可能是我们不竭的动力之源。无论此后的你是在繁华的都市，还是在僻静的乡村。
教师节前夕，我们派出几路记者，回到他们的家乡，寻找当年的恩师，重温那些或大或小的插曲，感受那一种亲切，并把他们请到了福州，重叙师生情谊。为的就是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在老师的节日，唤醒我们的记忆，并在内心深处，深深鞠躬，道一声：“老师，你好！”
1、像母亲的黄老师
黄老师是我高三的语文老师，现在61岁了，退休后的她现在还在福州的一所私立中学教初一。
我们宁德地区民族中学95届文科班的学生都称她为黄老妈妈。
前天，我找到她时，她还很意外：“只教了你们一年，你们就有这么多的同学还记得我，还送给我这么一个外号。”
高中毕业已经7年多了，不管其他的同学是否还记得黄老师，我是记得的。第一，她的脾气和长相都很像我的母亲；第二，那一年我的高考语文成绩是有史以来最低的一次，也因此而进了预科。以后每次见到黄老师，我总是不好意思。
那天在福州见到了黄老师，她依然如7年前一样和蔼可亲。但她比以前更忙碌了，和她约了几次才有空接受采访。谈话间，不时有学生打来的电话。她说，现在每天早上6时多就要从家里出发，中午就在学校吃饭，晚上6时左右才回来。
黄老师说，语文这门课很难说，到现在我都还没底，当年是应试教育，高考作文大部分是命题作文。现在教初一，教材都变了，发觉自己原来的教学方法都不适应了，老师不再是上课的主讲了，学生才是主讲。
我告诉黄老师，能干上现在的工作我得感谢她。上高三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我的老师》的作文，她给我的评语很高，让我对写作文有了信心。每当看到母亲就会想起黄老师，就觉得高考成绩不好辜负了她们的期望。而这以后，我则以“从哪里摔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勉励自己，抱定心思要读文科。大学预科选专业的时候，老师劝我报理科的专业，因为当时数学成绩不错。但我还是报了中文系的新闻专业，而后成为了我行业里的一员。
7年了，不管我走到哪里，老师的那份亲切总难忘怀。
本报记者雷立清
2、老师赌正了我的人生
9月7日，当我再见到他时，他已经是厦门松柏中学政教处副主任了。几年不见，吴卫国老师看起来更年轻了。
作为我高二、高三时的班主任，外兼语文老师，吴老师也是我们的哥们。他刚到时，我因为在高一时的“突出”表现，而被年段老师认为是无可救药的学生之一。不但成绩差，而且抽烟、打架无所不为。
但就在第二学期开学不久后的一个晚上，吴老师把我叫到教室隔壁的休息室，和我打了一个赌，这个赌，把我的人生道路赌正了。
说起这段往事，吴老师说，当初他和我打这个赌的时候，他是无论如何都会赢的。
记得那个夜晚星光点点，吴老师用我们的“地瓜话”和我大侃了一番，好像是从足球侃起的。临走时，他和我打了一个赌。他说：“我和你打个赌，如果期末考你能考到班里15名以内，我就把年级三好生的名额给你。”
我来劲了！结果，高二下学期期末考，我的成绩在班内排名第五，年段内排名第二十三，如愿以偿地成为“年级三好学生”。
“其实，那时只要你能考到15名内，就这个进步，‘三好生’的荣誉也当之无愧，那我这个做班主任的就算赢了。假如你依然不思进取，那就打赌而言，我也算赢了。”吴老师说这话的时候，很是得意。
本报记者陈成广
3、我的华英老师
从没想到，我再一次见到华英老师竟是12年之后。
有些事发生了，再也想不起来了；有些事，却像用刀刻在脑海里一样，一辈子都忘不了。
华英老师教我的小学语文。她给孩子的感觉很温暖，像妈妈。第一次听到“大学”的字眼，是在老师的课上。那一天，她走进教室，还没放下讲义夹，就很高兴地告诉我们，她的一个学生考上了大学。那一刻，教室依然昏暗，老师的眸子却在闪亮。就在那时，有一种念头像种子一样在我心里悄悄生根发芽：“我要成为老师的第二个大学生。”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想法，一直激励我努力前行。
8日中午，我决定从福州出发再次探望老师。时过境迁，我颇费周折才找到老师的家，刚一下车，就听到一声亲切的呼唤声。原来，老师已在楼下门口等了许久。整整爬了8层楼，进了门，已是花甲之年的老师顾不上歇口气，就下厨房给我盛上了一碗自己做的酒酿，然后搬张椅子，在一旁看着我吃，一勺勺加给我。
老师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仍是那么开朗，那么慈祥。也许因为在乡间晒了20多年，看起来还是那么黑，只是比以前瘦多了。“瘦了？我以前是虚胖。”老师笑着告诉我。她一直是个药罐子，病退后经过调养和运动才恢复健康。
老师是在那个特殊年代下乡当教师的。她的身体比谁都差，但比谁都努力。她的学生都很难忘记那惊魂一刻：当大家聚精会神地听课时，突然，教室里一片寂静，抬头一看，天哪，老师已经倒在讲台旁，“不好了，老师休克了老师休克了！”同学们惊叫着飞奔到办公室叫来校长。请来医生，打针输液，刹那间，教室成了急救室。醒来后，老师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课还没上完。”更多的时候，老师咬着牙，硬撑着给我们上课，直到下课铃响起。就是这样，老师几乎没拉下课。只要出现在孩子们面前，她的脸上总是充满慈祥和爱意，仿佛病魔不曾折磨过她。当我问起她时，她想了想，略带腼腆地回答说：“其实没什么，我很爱孩子……”
老师的工资每月只有10元，一年领一次；后来加到20多元，20年没变。就是在那样拮据的情况下，老师自己掏腰包买了一套理发工具，定期给学生剪头发。1989年，老师被评为全县优秀班主任。
这一天，因为我的到来，老师推掉了舞友的约请。聊天时，老师不时扭扭胯，她很自豪地告诉我：“国标、伦巴、恰恰舞，还有扇舞我都会。”老师相册里的一张张演出照，告诉我回城后她的生活是多么丰富多彩。老师的女儿告诉我，病退后6年才开始学跳舞的老师，已经当了几年舞蹈老师呢。
临走前，我拿起了梳子，给老师梳了梳头发。(如上图)
老师不老，总有我钦佩的地方。
本报记者魏洪平
4、您，还记得我吗？
寻找自己记忆最深的当年恩师，叙叙旧情。哦！就是林老师了，我三年级的数学老师。记忆中的她有一张圆圆的笑脸，胖胖的，有时像妈妈般和蔼可亲，有时又像爸爸般严厉。
但我随即又心虚了，15年未见了，她还记得我吗？联系一番，才得知林老师现在已经退休在家。还好，她还记得我。8日，我回到了家乡南平。
带着一篮水果上门去，刚走上楼梯，就看到林老师站在楼梯转角处等着我。胖胖的身材，没变；圆圆的笑脸，没变；惟一改变的就是那乌黑的头发。
刚一见面，她还觉得奇怪，15年了，为什么我还能记得她？但听到我说“原本心里对她有‘疙瘩’”，她笑了。
那时的我，成绩还不错，但也是一个出了名的马大哈。一次数学考试，我照例是早早地交卷，满心以为拿个100分没问题。刚准备走，就被林老师叫上讲台去，我心里一阵窃喜。哪知老师伸手就是一个巴掌，将卷子重重地摔在我面前，“你看看你的试卷，一直告诉你，要细心，要细心，做完题要检查，你就是不听。”我一下子就愣住了，泪水委屈地滑落下来。回家之后更是向父母哭诉，不想再去上学了。接下来自然是父母的例行劝导，重新上学。但此后，我决心要细心、细心、再细心。
说心底话，我不想老师看到这篇文章，对此事，她大概已经忘了，15年过去了，好不容易中断的感情再一次连接起来，我不想因为旧事再有什么疙瘩，不能让老师心里有歉疚。但我又想让老师看到这篇文章，许多话我不敢当面说出来，但我想要告诉您的是，我真的想明白了，现在我的心里对您一点芥蒂也没有，深深感谢您的教诲，也谢谢您还记得我。
本报记者
5、寻找陈老师的旧房子
陈文兰老师是我20年前的语文老师，当时我是读初三。4年后，我考上宁德师专中文系，临走前，曾到老师家里告别，不知不觉16年过去了。
那时候，老师还没有结婚，住在一座低矮的房子里，据他介绍是明朝时盖的房子，距今有400多年。
多少年了，老师的印象逐渐模糊，但是那座房子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说那座房子有书香味，隔壁是一中，房子里又出了许多举人，他就喜欢教书，喜欢过清贫的生活。这些话对我后来选择当老师影响很大。我选择了教师这个行业，后来还认认真真教了六七年书。当时老师也曾写信鼓励我，一个人要耐得住清贫才能安下心来当老师。可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我离开教师这一行业，但我仍然记得老师的话。
和老师通了电话，才知道老师依然住在那座旧房子里，还是一个老师。9月8日，我到了他的家，和20年前没有两样，房子的外表似乎更破了，老师说没关系，已经住习惯了。聊完天，他骑车上学校去了。我问他家离学校十几公里，骑自行车不是很累。他说20多年都是骑车上学校，一是可以锻炼，早上6时出发，到学校时刚好可以看学生早读。二是这样的日子已经习以为常了。原来这20多年来，老师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
16年没见着老师，老师的面貌确实有些改变了，但他的精神仍然没有变。他曾经教我写作，带我走上文学之路，他教会我体验生活，认识外面的世界，我想这些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本报记者黄义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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