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面临炭疽菌的恐怖威胁之际，一本名为《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的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揭露了侵华日军利用炭疽菌在中国进行细菌实验的罪行。日本在长春的100部队细菌研究部，所做的各类细菌实验涉及到了细菌战的一系列领域，其中既包括了对人的“创意性”的实验，也包括了对农业、生物等生物工程的初步尝试，实验有鼠疫、炭疽菌和鼻疽菌……他们的所作所为甚至超过了臭名昭著的731部队。

　　有一份详细的炭疽报告，用了406页的篇幅分析了30个病例，包括细胞组织的彩色图像和照片

　　在长春细菌工厂运行的9年之中，用于上述这些疾病实验的“实验材料”，即使不是成千上万，至少也是成百上千。病理学者们进行过无数次的尸体解剖，有时甚至是活体解剖。这种解剖与医院里通常进行的解剖大不相同。这种解剖极为彻底、极为细致，甚至让人觉得解剖台上那些尸体的每一块组织、每一个细胞都被仔细研究过了。

　　有两份报告，一份是关于鼻疽的，另一份是炭疽，图解描述了长春的病理学者们对他们观察的病人和疾病进行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彻底研究。题为“‘G’报告”的鼻疽报告，用372页的篇幅记述了21个病例。这份报告中有大量的彩色绘图和数以百计的人体组织的照片。炭疽报告的标题是“A”报告，它用了406页的篇幅分析了30个病例，包括细胞组织的彩色图像和照片。

　　炭疽报告中的第54号病例显示出一位病理学者的研究是如何细致入微。在这个病例中，受试者整整7天被暴露于炭疽芽孢中，然后被“牺牲”。解剖显示的主要病理变化是：“局部皮肤溃疡和周边病灶蜂窝组织炎(右大腿)……心脏：严重衰竭和间质水肿。肝脏：3号浆膜肝炎症，伴有出血性变化。肾脏：肾小球肾炎，伴有上皮空泡衰竭。脾脏：感染性脾脏炎。”关于经口感染炭疽病的死亡率，“9个试例使用食物经口感染，其食物中含有一定量的炭疽杆菌。几天以后，全部受试者都因急性腹痛和严重出血性腹水症而无可挽救地死去。”由此可见，这些细菌武器专家们跟踪记录了这种疾病在受害者体内每时每刻的发展变化。

　　鼻疽报告记述了如下情形：“一些试例死于败血性中毒症状和一些相邻内脏的败血性变化的急性发作阶段。尚未伴有显著的内脏病变。”第224号试例受了4天的治疗后死去。他的解剖报告显示有“外伤性创伤，大肠和胰充血，肾间质水肿，反应性肺充血(轻度弥散性肺泡炎)。”第180号试例活了12天。这份报告中存活时间最长的是第16号受试者，活了13天。这些生存时间较长的细菌受试者都出现与24号试例相同的症状。此外，他们的各个器官出现了(第180号)“渗出性粟粒性鼻疽结，同时伴有实质性肝功能衰竭”，还有(16号)“严重的胰功能衰竭”和“转移性急性扁桃体炎”。

　　长春的细菌部队所从事的实践试验甚至超过731部队。这些实验涉及到了细菌战的一系列领域

　　100部队从启动时起就一直进行野外试验。100部队可以逛到中国任何一个它认为是试验好场所的地方。因此，在细菌武器的试验阶段，长春的细菌部队所从事的实践试验甚至超过731部队。这些实验涉及到了细菌战的一系列领域，其中既有对人类的细菌战，也包括对农业和动物生命的生物工程方面的初步尝试。100部队经常与731部队特别是其他细菌部队的专门人员进行联合行动。但主要的试验都是100部队自己独立完成的。不管是无辜的平民，还是未与日本正式开战的国家的军事人员，在分配他们死亡和毁灭的时候，若松有次郎同石井和北野一样具有创造力。

　　从1939年到战争结束，野外实验一直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毫无疑问，若松及其部下进行的试验次数要比战后东京或西伯利亚的调查官们了解到的多得多。这支细菌部队所进行的野外试验的全部次数和实际规模，也许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

　　战局越来越不利，为急于寻找新的杀人武器，高桥于1945年初命令若松在731部队的安达试验场用新研制的细菌武器病原体进行动物实验。后来他收到了振奋人心的消息，“受实验的10头母牛都倒毙了。”在这次成功的鼓舞下，他指使一个部下购买羊500头、牛100头、马90匹，以备在宣战时“把这些牲畜染上烈性传染病后放到苏军后方”。关东军从极其有限的军费中挪出8万日元用以执行这一计划。

　　这个计划的具体设想是：让牛感染炭疽病和牛瘟，羊感染羊瘟，马感染炭疽病。然后把这些牲畜放了，让它们散往各处，“让它们跑到苏军行动区域内”。与此同时，动用了731部队的飞行驾驶员用飞机向“当地居民的畜群”喷撒牛瘟菌(对牛)和炭疽菌(对马匹)。但是，后来经费被挪作他用，这一作战显然也没能实现。

　　更大规模的试验是在100部队本部附近的地区实施的。从1940年开始直到战争结束，长春周围各县周期性地反常地爆发流行病。例如，有些居民点发生了鼠疫，而在当地居民的记忆里，该地从未发生过这种疾病。但是如今，鼠疫频繁爆发。

　　病人只要有一点儿发烧就被送进隔离所，而只要进去，很少有能活着出来讲述他们的经历。

　　一场神秘的瘟疫在长春地区突然的蔓延，直到1950年，长春部分市区及其周围城镇仍然无法居住。

　　1940年夏秋之间发生的一件事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前郭镇和农安县位于长春以北不远的地方。这一年的6月初，农安县出现鼠疫，之后渐渐扩散到邻近各县。到秋天，鼠疫侵入了前郭镇。鼠疫对农安县来说已不是陌生的了，但前郭镇的人们对它却一无所知。这场瘟疫在农安爆发时极为迅速，极为神秘，一位应召去农安趁此时研究鼠疫受害者的日本病理学者也感道有些茫然。他带着困惑写道：6月疫病“以某种手段……突然爆发”。到这场瘟疫结束时，已有千百人死亡。前郭镇仅在9月中旬的几天中就有18人死于此疫。从9月29日到11月5日，前郭镇和农安县向日本病理医生们提供了57名病人。还有很多受害者死去没有被记录，躲过了100部队熟练的病理学者的验尸解剖。

　　这一连串袭击了长春西北50公里的农安县城的瘟疫的起因至今也不清楚。有学者认为，是长春细菌工厂排出的废物渗到了地下水面，然后向北扩散到了农安。另一些人则认为，从100部队实验室里逃出来的老鼠把鼠疫带到了疫区。还有一些学者确信：农安鼠疫就是100部队进行的细菌战实战试验。

　　但比较确切的是，1940年6月12日，农安城西来了4个走村串户的年轻鱼贩子。其中两人显然是害了病，他们卖掉鱼货之后就到当地一家小诊所求医。没过两三天这两个人就死了，他们的同伴也紧跟着丧命。一个护士因看护过这几个病人，也在几天之后患病而死。这个护士的弟弟和他的妻子也被传染上鼠疫，他们死在鱼贩子到来的一周之后。一些接触过那位护士或她的家人的邻居也得了病，几天之中也都相继死去了。从此，鼠疫开始侵袭全县。

　　鱼贩子事件过了一个月之后，一队来自长春基地的医生和技师进驻农安。他们是100部队派出的一个防疫班，由50至60个日本和朝鲜医生的技师组成。到达农安后，他们立即将整个形势控制起来。

　　曹家铺屯的北关小学成了防疫班的总部。他们在那里设立隔离病房。一部分教室被作为医生们的诊察室；一些被用作实验室；其他屋子则是防疫班的宿舍。

　　同一期防疫队在县城里四处搜寻病人。此外补充人员被任命，禁止外人进入县城，特别是重症区县中心地曹家铺。由于病人实在太多，在另一所学校即南门外小学又设立了一个临时病人的隔离所。

　　病人只要有一点儿发烧就被送进隔离所，而只要进去，很少有能活着出来讲述他们的经历。病理学者一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解剖了数以百计的死于各类鼠疫的病人。解剖完了之后，这些尸体就从学校后门运出，拿到林子里去埋掉。惊恐的当地人中流传着一句笑话：北关小学前门进活人，后门出死人。6个月当中，从这个后门运出去共有数百具尸体。8月，有十几位中医到北关小学参观。在看了新解剖的一些尸体后，一个日本医生头目对他们说：“这是百斯驾(鼠疫的译音)，细菌的有，好人死的没有，你好的宣传。”

　　整个农安县都充满了恐慌，最为紧张的是曹家铺屯，因为日本人驻扎在这里。全城被士兵团团围住进行隔离。不经批准，任何人都不能离开此地。城中全体居民每天都要进行体检。每天早晨8点和午后3点，居民们排队接受检查。居民们各个心惊胆战，生怕通不过检查，因为只要被送进隔离所就只有死路一条。为了显得健康，妇女们去医疗站前都化上妆。也有人在腋窝里夹上土豆片或白菜叶，徒劳地希望这种护身符会降下体温使他们逃脱隔离所。

　　1941年1月，严冬来临使鼠疫蔓延的趋势减弱下来。2月，鼠疫平息，农安的居民们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在此前的6个月当中，仅农安县城，就发现有353人发病，其中295人死亡。在整个农安县，还有更多的人成为100部队实验的牺牲品。农安证明，鼠疫菌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细菌武器。

　　100部队研究部的日本“科学者”把注意力集中在农安的时候，部队的另一些科技人员来到了长春城外的一个破败的贫民区。这个赤贫的居民区南距长春东门只有1公里远。日本士兵把贫民区的居民们驱赶到一起开会，由科技人员向惊恐的人们宣布：附近地区发现了鼠疫病人。他们安慰这些居民说：将为他们每个人做免疫接种，预防这种可怕的疾病。“科学家”们没有告诉这些贫民区的穷人的是：给他们接种的不是什么疫苗，注进他们血管里的液体中含的是鼠疫菌。

　　在接种之后不久，鼠疫笼罩了整个贫民区。住在这里的700户人家大约5000人被强行迁移到2公里以外的宋家洼子，这是他们的“临时家居”，他们要在这里一直住到找到永久居住地为止。旧贫民区被日本军一把火烧尽。虽然不知道在这次人为鼠疫爆发中死了多少人，但可以估计，在这样一个肮脏落后的生活区里，死亡率一定很高。

　　在战争结束的日子里，关东军司令部的一道命令销毁了长春细菌工厂和它的各个支队。

　　100部队是在杀死了全部“犯人”之后才撤离长春的，这些“犯人”既有感染了病菌的，也有健康的，一个也没有放过。

　　实验动物大部分被消灭，有一小部分被留下来用于邪恶的目的。1945年8月20日，即在裕仁天皇发布投降诏书多日之后，100部队2630支部的6名人员走进支部的一间马厩，他们用掺了鼻疽菌的燕麦喂马厩里的60匹马，使它们感染鼻疽。这6个人然后把栏杆捣毁，把马匹向四面八方赶。“所有的马匹都四散顺着我们想要它们走的道向附近各村庄跑去。”

　　放出马匹的同时，成群的老鼠也从笼子里解放了出来。一些老鼠已经感染上了各种各样的病菌，也包括鼠疫菌。很快，在这个从前的细菌战死亡工厂周围32公里的地域内老鼠泛滥，其中很多老鼠都是病菌的携带者。

　　1946年、1947年和1951年，长春及其周围地区鼠疫、鼻疽和炭疽连续爆发性流行。由于当时这个地区医疗条件极其有限，瘟疫造成的伤亡特别严重。死亡率非常之高，而且直到1950年，长春部分市区及其周围城镇仍然无法居住。

　　无独有偶，去年美国“9·11”事件后没几天，一本名为《细菌战大屠杀》出版。该书以中英文对照的方式，用500多张图片及相当的文字资料，揭露了日军“二战”期间在亚洲，尤其在中国实施细菌战的史实。同样提供了侵华日军在中国进行炭疽菌实验的情况。该书作者尹集钧调查了金华市郊雅宅——当年日军从飞机上撒下大量炭疽、鼠疫等细菌的村庄。据悉，“二战”期间，金华市有6000人左右死于日军细菌战，其中近三分之一死于炭疽。这个现在让美国人谈之色变的可怕病毒，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使中国人饱受其害。图为书中提及的炭疽菌受害者。(谢尔顿·H·哈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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