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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伟大而艰巨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全社会各个方面忠诚于祖国和社会主义的优秀分子，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带领群众共同加以推进。”党在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作为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的同时，“也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由于这个问题直接触及到近年来在实践中最敏感的某些争论，因此它一经提出即引起全社会的热烈关注，包括在海外 也产生了强烈反响。人们普遍认为，这个论断是对党建理论的重大突破，我注意到您就这个问题作了许多阐发，我想请您向我们的读者介绍一下，它的突破意义体现在何种方面？
王长江：江总书记“七一”讲话中的上述论断，是我们党自觉地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高度思考问题得出的科学结论，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保证党担负起领导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要深入理解这一点，需要从我们党的历史经验以及现实任务来综合理解。
我们党有一条历史经验，就是党的建设要紧密围绕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党的组织任务，向来都是服从和服务于党的政治任务的。吸收什么样的人入党，为什么要吸收他们入党，都与党所处的历史地位密切相关，与实现党的目标和任务密切相关。
和过去相比，我们党所处的地位和所面临的环境、任务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意识到这种变化，是一个党能够因应时代变化、紧跟时代潮流的前提。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深刻觉醒，在“七一”讲话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江泽民同志精辟地概括道：“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里指出了我们党的两个突出特点：其一，我们是一个长期掌握政权的执政党；其二，我们是一个领导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党。第一个判断对于一个已经执政50余年的党似乎显得晚了些，但事实是，由于我们长期受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与之相应的党的建设也更多地是停留在领导革命斗争的模式上。因此，什么是执政党、怎样建设这个党的基本问题，实际上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从这个角度看，重新明确我们是一个执政党，不但必要，而且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
记者：您如此强调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角色定位，这在许多人的意识之中也许未必能够很明了其意义，在您看来，执政党与不执政的党究竟有什么质的区别？
王长江：执政党之于不执政的党，最重大的区别，就在于党的任务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今天我们党面临的根本任务是什么？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要领导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要实现这个根本任务，执政党就必须把社会上各种各样的力量都想方设法凝聚、整合在一起，形成推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巨大动力。归根结底，只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才能为党执政提供源源不断的社会基础。
由此而论，党的队伍建设应与党的目标和任务相适应、相“配套”，应该是不言而喻的。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胜任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领导，首先要把在各种所有制形式中发展经济的优秀分子都吸引到自己身边。只有把各方面的优秀分子都集中在我们党的旗帜下，并在党的熔炉中加以教育和训练，把他们锻造成为坚定的共产党人，党才能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从而成为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么领导市场经济，驾驭市场经济云云，恐怕都只能是一场空谈。
记者：就是说，作为执政党，思考党的建设问题必须紧扣扩大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作为落脚点。
王长江：这是理所当然的。
记者：那么，从这个高度看待入党条件问题，它与当代社会阶层构成的变化将产生什么样的“连锁反应”？
王长江：这就首先必须明了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正在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我认为，变化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首先，在科技革命的推动和知识经济的引导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脑力劳动者。这在两个地方反映尤其突出。一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广泛运用，劳动者越来越知识化，知识分子在劳动者中的比例越来越大。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同先进的科学技术即先进的社会生产力相联系，在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二是，在现代社会化生产条件下，经营管理者的作用越来越显著。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管理者具有生产关系体现者和生产力因素这样的两重性。在社会化大生产中，构成生产力的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只有通过经营管理者组织起来，才能成为现实的生产力。在生产力各种要素基本相同的情况下，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尤其取决于经营管理水平的高低。企业竞争力的大小，也直接取决于经营管理者的能力。管理劳动日益重要，反映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
面对上述新的变化，我们必须改变长期形成的传统观念。只把体力劳动者看作劳动者的观点是片面的偏狭的，贬低经营管理劳动的观点同样也是片面的偏狭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体力劳动者是社会主义劳动者，脑力劳动者和经营管理者也是当之无愧的社会主义劳动者。脑力劳动者和经营管理者都属于现代工人阶级的范畴，是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丰富和扩大了工人阶级的内涵，大大改善了工人阶级的整体素质。如果入党条件不足以反映这些新变化，那它就是落后于时代的。
记者：噢，您对于劳动者队伍现状的这一分析是很有说服力的，这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看来就在于，必须消解只把体力劳动者看作劳动者的“情结”。
王长江：不过这个“情结”在许多人那里未必很容易消解，因为它对我们浸淫的时间太久了，我们还须有耐心。
另外一个变化，“无产”不再是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标志。我国工人阶级早已成了掌握政权的阶级。把握当今时代工人阶级的内涵，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把工人阶级和“无产”画等号，这是特别应当注意的一点。在我国，随着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财富被创造出来。这些财富，理所当然地归人民所有。这种所有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劳动者共同所有，一种是个人所有。随着社会向前发展，社会财富的积累，居民收入持续增加，个人所拥有的财富也必然越来越多。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劳动者都不再是、也不可能是通常意义上的无产的劳动者，而是成了、或正在变成有产的劳动者。这种变化，丝毫也不违背共产党的初衷。共产党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的，就是要让无产者都变成有产者，变成社会的主人，过上幸福的生活，而绝不是要让所有的人都变成无产者。不看到这些，仍然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当作区分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阶层的标准，显然是一种过时的观念。
尤其应当注意的是，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由于人们就业方式的多样化，社会分工意义上的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之间的界限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有的人今天受雇于人，明天可能会自己办企业；有的人几种角色兼而有之：既是所有者，同时又是经营者和劳动者；有的人既在工厂做工，8小时之内是劳动者，下了班又去炒股、做买卖，8小时以外又是股东、经营者。这是社会经济发展、财富积累的必然趋势，完全符合所有制形式和就业形式多样化发展的规律。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本身就是要逐步消除劳动者“无产”的现象，缩小劳动者与所有者的鸿沟，最终消灭两者的对立。如果对时代的变化无动于衷、麻木不仁，仍然把关于工人阶级的概念固化在旧有的理解上，把劳动者和个人所有者截然对立，那就等于把党的阶级基础封闭在狭小的范围内。
第三个变化就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大量新的社会阶层。这些新的社会阶层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虽然不能将这些人员简单地列入工人阶级范畴，但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他们也绝不是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这些人得益于党的富民政策，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而产生和逐步壮大，成为先富起来的群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总体上推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为国家和社会作出了贡献。从这一点上说，他们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一样，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把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只会巩固、而不会削弱党的执政基础，只会加强、而不会削弱党的执政地位。
由上述变化而导出的必然结论就是，我们党不应对其他阶级、阶层中的优秀分子采取拒绝态度。任何人只要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愿意为实现党的目标而奋斗，就可以申请加入党的组织。对来自社会各阶层、群体中符合党员条件的优秀分子，我们党要通过培养、教育，把他们锻炼成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这是我们党能始终充满朝气和活力，保持蓬勃向上的吸引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保证。
记者：有人认为，强调党的政治整合功能，把社会各阶层的优秀分子都吸收到党内，同时“七一”讲话还提出党要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样一来党的阶级性势必日趋淡化，最终将会改变成“全民党”，您对此有何看法？
王长江：我觉得，这种说法或担心在很大程度上误解了“全民党”的概念，把“全民党”和党员成份多样化混为一谈了。如果认为党员包含了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就算“全民党”，那么，我们党早已成了“全民党”。因为在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对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持“热烈欢迎的态度，向他们开门”。党的队伍里不仅有来自产业工人的党员，更有大量农民党员、知识分子党员和职员、小业主出身的党员，甚至还有部分民族资本家、开明地主。把“全民党”与党内成份多样化等同起来，显然是望文生义的、肤浅的。
“全民党”指的是，党的大门无限制地向全社会开放，不管什么人，只要本人愿意，都可以吸收为党员，并且出入党组织完全自由。显而易见，我们强调党的代表性，完全不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我们对要求入党者不是来者不拒，而是严格把握条件。把自己的社会基础扩大到社会各阶层和群体，并不等于这些阶层和群体的人都可以入党，就如同说我们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并不等于所有工人都可以成为党员一样。我们要吸收的是这些阶层和群体中的优秀分子。具备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愿意为党的纲领而奋斗，是这些优秀分子的共同特点，也是他们入党的必备条件。这样的优秀分子进入党内，能够很好地承担党员的义务，行使党员的权利，成为合格的共产党员，对于我们党更好地履行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具有积极的作用。这和所谓的“全民党”显然是毫不搭界的。(记者王舟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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