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1年7月26日（香港“六合彩”第62期开奖日）约晚上6时

　　地点：潮安县某偏僻乡村

　　记者是在一位亲戚阿生的帮助下，以“彩民”的身份来到一位人称“桐伯”的“六合彩”庄家的家里。据阿生介绍，桐伯干“六合彩”这事已有大半年了，他今年71岁，“文革时”就已是村里干部，年轻时还在市供电局做过工人、当过国家干部。后来又下放到乡下，80年代平反后又以国家干部的身份离休在家养老。在村子里，桐伯是一位声誉很高的老人。正因如此，村子里的“彩民”才相信他，纷纷在他家买“六合彩”，让他当起了“小庄家”。

　　临近开奖时间投注电话纷至

　　走进桐伯家门，阿生喊道：“老舅，这是我的朋友，来买‘六合彩’”。“哦”，桐伯应了声。抬起头见是生人，桐伯用几分警觉的眼神瞄了瞄。问阿生：“你这朋友是从哪来的？”“从外地来，只是想玩一玩”，阿生应道。“玩一玩倒可以。”可能是阿生朋友的缘故，桐伯不那么见外了。他以一个长者的口吻说：“‘六合彩’这东西，最好别玩，别太认真，没几个能赢的。我是老了，呆在家里闲着没事做，随便玩一玩”。这时，桌子上的电话响了。“喂，哦，要哪几个码？等一等。”桐伯戴起老花镜，顺手拿起桌子上的笔和本子，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一手拿着笔，一边用头和左肩挟着话筒说：“要哪几个码？8、12、23、41、15、26、各买15元，特码33，买50元……”桐伯重复着上述的数并认真地记录在本上。刚放下电话，又响了起来……桐伯重复着上述的动作和内容，只是数字有所不同而已，如此反复好几个电话。在此期间，桐伯家里已陆续进来了十几个人，他们见到桐伯忙于接电话，便各自找了位置，有坐着的，有站着的，也有的拿着笔和纸，蹲在门外的走廊边，写着些什么的。见到桐伯有空隙，这些人便凑上前去，拿出准备好的钱，向桐伯买“六合彩”，有口述号码的，也有拿着写好的纸条。桐伯一一核实号码数好钱，并登记在本子上，简直忙不过来。阿生正好和记者在沙发上坐着，桐伯对着阿生说：“阿生，你去隔壁喊你四兄过来，别让他在家里吃闲饭。”阿生起身走了。刚一起身，位置便被一站累了的“彩民”占去。这时，记者看了看手表，晚上7点30分，桐伯已经忙了一个多钟头。

　　买码超过千元由“大庄家”做庄

　　阿生和他四兄（桐伯的第四个儿子）很快便来了。刚一进门，桐伯便喊道：“阿四，赶紧去接电话，告诉他们八点钟前截止买码，八点半钟后再来问结果。”这时，买了码的“彩民”陆续出去了，在门外的走廊里，他们三五成群或站着或蹲着，起劲谈论着关于“六合彩”的话题。屋子里暂时静了下来，桐伯此时又发现了记者这生人的存在。“哎呀，你不是说来买码吗，差点把你给忘了。怎么样，你真的想买吗？”“没买过，不知怎样买？”记者问：“你能教我买吗？”桐伯说：“这很简单，从1到47个号码，随便你买那些码，5元钱起价，不封顶。你只需要指定哪个是‘特码’（中奖倍数为37倍）、哪些是‘码仔’（中奖倍数为7倍）就行了；当然，全部买也行，但没人这么傻”。摘下老花眼镜，桐伯接着说：“我这里的规矩是：每期开奖的晚上8点钟前都可以买，过后截止。因为香港的开奖时间是在晚上8点15分左右。另外，如果你买的码是1000元以上的，就必须要在每期开奖的前一个小时下注，而且必须是现金交易，超过这个数目我承受不了，要跟‘大庄家’取得联系后才能定下来，并由‘大庄家’来做庄，我只拿手续费；若是庄家赢了，我拿10％，若是输了，便不拿，但很少是输的。当然，我跟‘大庄家’交情很深，我们很讲‘信誉’，你可以完全放心买”。末了，桐伯又问：“随便买几个吧”。记者掏出70元钱，装出认真的样子挑选了01至47中的其中7个号码，10、21、36、44、9、20、18，其中18作为特码，分别写好后，将钱和那张纸条交给了桐伯。

　　20时30分，桐伯家的电话响了。桐伯说，深圳那边打来的，是来报中奖号码的。桐伯在电话中三次核对中奖号码无误后认真地记了下来。此时，门口的“彩民”围了进来，桐伯赶紧用几张纸分别抄下中奖号码，分给“彩民”各自对照去了。而电话又不绝于耳地响了起来，无一例外地问中奖号码。记者记下那组中奖号码，悄悄地溜了出来，在门外一对，7个号码无一中奖，70元就此泡汤了。回过头来，“彩民”也陆续步出桐伯的家门，垂头丧气地回家去了。屋子里只剩下两个“彩民”和忙碌着“清盘”的桐伯父子俩，他们一边口沫横飞大谈博中经过，一边等着桐伯兑付“奖金”。

　　老妇跪于村道祷告博中特码

　　走出村子，外面一片漆黑。沿着村庄小道，快到大路的岔口处，黑暗中夜风吹亮了一处火光，忽暗忽明的，走近一看，微弱的火光中，一个老妇正跪拜在地上，火光很快地熄了，只有一炷燃着的香，那残弱得像是燃着的香烟头和几片被风吹起而又尚未燃尽的“纸钱”，伴随着那老妇蜷缩在黑暗中的身影，竟然是在祷告着老天保佑她能博中“六合彩”特码……(本版撰文／本报记者 张俊华洪继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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